2006年6月3日，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东语系和历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北京大学与蒙古学”主题论坛在民主楼二层多功能厅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历史系的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主题论坛。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和“当今蒙古学前沿问题”两个部分组成。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吴新英教授主持了论坛的前半部分演讲并首先发言。吴新英教授在题为《北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科沿革》的演讲中追述了北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科60年的历史，并且以“文革”为界总结了文革前后北京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科的培养目标、教师队伍建设、外籍教师的聘任情况、教学计划和教材建设、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等情况。接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民族史教研室主任罗新教授作了题为《北京大学蒙古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发言。罗新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民族史和蒙古史的教学与研究现状，并对北京大学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他还特别介绍了刚刚去世的著名蒙古史专家余大钧教授对于蒙元史教学与科研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东方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蒙古学与东方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在论坛上做了东方学研究与蒙古学研究关系问题的演讲，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谈到现代蒙古语言研究，不能不提到蒙古国著名语言学家舍·罗布桑旺丹院士。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白音门德教授就《舍·罗布桑旺丹院士的现代蒙古语研究对我国蒙古语研究的贡献》一题作了发言。舍·罗布桑旺丹院士曾出版过《蒙古语语法》（1939年）、《现代蒙古语语法》（1956年）和《现代蒙古语》（1961年）等有关现代蒙古语研究的经典著作。舍·罗布桑旺丹院士的这些著作均对现代蒙古语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现代蒙古语》一书是舍·罗布桑旺丹院士于1958—1961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撰写出版的。白音门德教授认为，《现代蒙古语》一书奠定了我国现代蒙古语研究著作的结构体系，对我国蒙古语词类分类和词素分析方面做出了贡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而珍贵的蒙古文古籍。为了整理我校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陈岗龙副教授和研究生宝花同学对我校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进行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整理，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蒙古文古籍概述》的发言。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蒙古文古籍中不乏珍贵的文献，例如：喀喇沁亲王藏本《宝贝念珠》、《喀喇沁杜凌古英子孙谱》、《博克多成吉思汗特木津世系谱》等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有些更是罕见的孤本。近代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的名著《青史演义》和《一层楼》的抄本以及《全家福》《西汉演义》等本子故事手的抄本，是研究尹湛纳希和蒙古文学史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和利用过的珍贵文献。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梵文对照的各种辞书和合壁语法著作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清代的佛经翻译史和蒙古语及多民族语言教学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言文化专业已过世的史习成教授在蒙古国现代文学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王浩博士分析了史习成教授的文学史观，并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试论史习成教授的文学史观》的发言。王浩博士在发言中勾勒出史习成教授的文学史观念调整的轨迹：即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念转入从审美层面凸现蒙古现代文学价值的文学观念的转化和调整。她认为，史习成教授以其超越思想意识形态的眼光；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知求真的标准对蒙古国现代文学加以解析和评判；以其平淡、冷静和客观的叙述，描绘出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踪迹；并将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对蒙古文学的挚爱融入对蒙古国文学史的撰写之中。

    论坛的下半部分——“当今蒙古学前沿问题”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张帆教授主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首先作了题为《蒙古学研究的趋势》的发言，通过尽介绍德国的蒙古学研究和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研究，对国内外的蒙古学研究趋势做了分析。由于13世纪蒙古人西征以及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蒙元史研究带有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特征。从事蒙元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迎胜教授以《13—14世纪内陆亚洲史的研究——以中亚蒙古人为中心》为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在发言中，刘迎胜教授强调了中亚蒙古史研究的意义，向与会专家学者们介绍了中亚蒙古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同时以欧美、日本等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

     近年来，“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吴团英教授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以《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为题作了发言。吴团英教授认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这些差异和区别体现在文化类型、地域分布、起源、形成、发展历程、建构特征等方面，因此不能笼统地将“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混为一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的发言。通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刘浦江教授分析了契丹大小字墓志。他推测契丹人中实行了父子连名制（父连子名）。但是对于这种制度实行的原因，由于文献不足尚不能做出确切判断。刘浦江教授认为，关于契丹连名制的历史文化渊源，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内蒙古日报社的高级记者巴拉吉尼玛先生在本次论坛上以《他改变了世界——中外学者评论成吉思汗的世界影响》为主题作了发言。他将自己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搜集到的有关成吉思汗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介绍，并将由他编写的新书《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带给与会的专家学者。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它的统治究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同样很难回避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帆教授作了题为《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的发言。张帆教授认为，元朝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推动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元朝的大一统局面还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并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元朝统治时期，宋代制度中断，元朝制度的主体——“汉制”部分较为简化，对明代制度构成了影响。尽管如此，元朝在一些方面还是起到了消极影响。例如：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社会领域中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对宋代而言，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作为一种历史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此外，元朝统治时期，经济发展出现了“迟缓”、“迟滞”，甚至局部“倒退”、“逆转”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张帆教授认为，对于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应当客观评价。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宝海博士作了题为《蒙古学的范围与发展——对国外蒙古学的简单介绍》的发言。党宝海博士对国际上蒙古学的形成与展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蒙古帝国史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他指出，进一步提高蒙古学研究的水平，必须进一步扩大与相关学科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照那斯图研究员、斯钦孟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成崇德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王小甫教授等对论坛演讲进行了精彩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