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印度文化和文学，一方面因为种姓制而呈现出封闭性，另一方面则因为不断受到外来的入侵而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主要结合佛教而对印度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穿插作用略知一二。
 中国古籍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书中将“印度”称为“身毒国”，而至唐代则多称之为“天竺”，玄臧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从今正音，宜云印度。”
 玄臧将“天竺”正音为“印度”，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是依梵语进行正音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天竺、身毒、天毒国、贤豆等都是波斯语“Hindu”的同音异译，波斯语中的Hindu是从梵语的Sindhu变音而来，而希腊人又将波斯语变音为Indu。这个词的本意是“信度河”（即印度河），后来则延伸为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流经的国度。显然，从正音的角度看，玄奘依据更多的应该是Indu而不是Sindhu。从“天竺”到“印度”，看似中国古代翻译中的问题，实则牵涉到复杂的历史问题。
 无论是对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还是对我国的玄臧来说，“印度”一词指代的实际上是印度河流域（以今日的巴基斯坦为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是很不相同的。
 印度河位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从地形上看，次大陆可分为三大部分: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地，南部是德干高原，中部是广袤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印度文明最初发源于印度河，早在四千年前，这里便孕育出古老的印度河文明，二千年之后，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外来的入侵者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文明的中心逐步从西北向中东部转移，最后在恒河中下游一带（以今日的印度为主）形成了雅利安文明，印度文化包括佛教都是从雅利安文明中孕育而生，而雅利安文明与波斯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已被学界所共识。
 印度的东、南、西三面是大海，北部是雪山，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只有西北部有一处低的缺口，古代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从这个缺口入侵印度，雅利安人如此，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也都是如此，我国的玄奘也是从这里进入印度。
 继雅利安人之后侵入印度河流域的是波斯人，在大流士国王执政期间（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其版图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与埃及。公元前492至公元前449年，大流士及其后继者发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征伐希腊的战争，结果以失败告终，波斯帝国由此开始衰败。
 公元前334年，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率领下侵入波斯，波斯帝国很快便灭亡了。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一路进发，于公元前326年三月成功渡过印度河。亚历山大企图进一步征服恒河流域，回答希腊哲学家关于“天边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但由于印度炎热的气候使希腊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和思乡心理，加上印度军队的顽强抵抗，亚历山大在入侵印度19个月之后终于决定班师回国。
 亚历山大退兵之后，由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公元前250年）统治波斯以及西北印度达60余年，对波斯和印度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印度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精巧的铸币技术，并像希腊人那样在钱币的正反面都压制图案；希腊风格深深影响了印度的雕塑、绘画和建筑；哲学上，印度正理派（逻辑学）的“五支论法”与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印度耆那教原子论与希腊德谟克利特以及卢克莱修的原子学说基本上是相似的。
 塞琉古王朝之后，波斯安息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4年）兴起，其统治者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注重商贸，而不发动战争，罗马帝国的庞贝、克拉苏、安东尼想吞灭波斯，但都没有成功，克拉苏曾率兵入侵波斯，结果是葬身于此，罗马帝国的势力一直被安息王朝阻止在两河流域以西。
 与此同时，西北印度四分五裂地处于各希腊王公、波斯人和印度人不稳定的统治之下。佛教产生于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原本关系不大，但在亚历山大从印度退兵之后，恒河流域兴起了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统治期间，孔雀帝国的版图一直扩张到今天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和阿富汗，阿育王大约在公元前259年接近佛教，对佛教进行大力支持，赞助佛教举行第三次结集，派出使者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以及西亚、北非、东南欧的希腊诸国传播佛教，使佛教从恒河流域的地方性宗教，转为广为流播的世界性宗教。
 有关阿育王（Asoka，约前304至前232）的生平资料很少，据《天譬喻经》（公元二世纪的佛经）记载，他是宾头沙罗与一个下层女子所生的孩子，现代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宾头沙罗与当时的希腊小国的公主所生。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对当时唯一可能对他的王国构成威胁的羯陵伽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之后，孔雀王朝帝国基本上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统一大业，不存在与孔雀王朝抗衡的力量之后，阿育王放弃了战争手段，改行和平政策，怀柔安抚，促进多民族、多信仰之间的融合与共存。实行正法政策，这是他从非暴力原则出发制定的一套适用于个人伦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温和政策。但按佛教的说法是，阿育王虽然取得了羯陵伽战争的胜利，但数十万人死于战争以及伴随着战争而来的饥荒、瘟疫，这对阿育王触动很大，他深感不安和悔悟，放弃征伐，皈依佛教，宣讲、躬行佛法。
 许多世纪以来，因为是一个佛教徒，阿育王几乎不为印度正统的婆罗门教所提及，也早已被历史所遗忘。孔雀王朝的诸王世系中提到了他，但所叙仅仅是其统治的长短。直到1915年，学界根据才阿育王石柱及其铭文以及相关的佛教资料重新认知了阿育王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因为弘扬佛教，阿育王很早便被我国所知。不过，佛教资料中收集的有关其生平的许多材料，大多是传说性质。根据佛教传说，佛涅槃后他的遗体被火化，留下了许多舍利，有八斛四斗之多。当时，印度各个小国林立，其中有八个国家的国王将佛的舍利拿到自己的的国家埋葬，建立了八座舍利塔。后来，阿育王信奉佛教之后，到印度各地打开其中的七座塔，从中取出一些舍利，用八万四千个宝富装好，借助神力，一夜之间在各地修建了八万四千座塔，也有的佛塔就建在中国，所以中国也有阿育王塔和阿育王寺庙，如位于浙江宁波著名的阿育王寺和寺庙中的舍利宝塔，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据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我国晚唐诗人的著名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云中”描述的便是与阿育王相关的佛教寺庙的兴盛与沧桑。至今，有关佛舍利的发现与供奉方面的报导依然不绝于耳，不过在历史的烟云和无尽的遐想之中，人们多陶醉于“神迹”之中，而很少想到阿育王时代印度与希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实际上，在塞琉古王朝之后，希腊人在印度北方依然保持有实力，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公国，其中以巴特利亚（我国史籍中称之为大夏国）的弥兰陀王（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最为有名，巽伽王朝时间，弥兰陀王曾率兵入侵北印，并进逼华氏城，但被击退。
 受当地环境的影响，当时的希腊王公大多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弥兰陀王便是如此。著名的佛教经典《弥兰陀问经》记载了他皈依佛教的过程。此经富于诡辩色彩且充满了譬喻，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古希腊）式的对话，但讨论的内容却是轮回业报、涅槃解脱等佛教理论问题。《米兰德问经》（早在东汉时，《弥兰德问经》便传入中国，译作《那先比丘经》），巴利文佛教经典，约产生于公元前150至公元100年间，以国王弥兰陀（也译作米兰德，Milinda）和佛教圣人那先（Nagasena，音译为“那伽犀那”，意译为“龙军”）之间的对话体写成，通过对话，米兰德国王信仰了佛教。除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之外，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也描述了印度式的乌托邦，令人想起柏拉图的《理想国》。由于书中人物的个性、写作的文风与以及内容都是希腊化的，因此，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原本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后来翻译成了巴利语。
 最后一个统治印度西北边境的希腊王公是赫梅奥斯，他是在公元一世纪被贵霜人推翻的。贵霜人，也称大月氏人，属突厥游牧部落，先秦时代，一直生活在中国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汉文帝时，因被匈奴击败而向西迁移。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五个部落，以贵霜部最强大，到公元一世纪中叶，贵霜人先后打败希腊人和波斯安息人，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建立了贵霜帝国。迦腻色迦帝王统治时期（约公元120-162年），贵霜帝国的疆域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形成连亘中亚和北印度的庞大帝国。
 正是在贵霜时期，丝绸之路真正建立起来了，恒河河口、印度西海岸、喀布尔等地的贸易市场十分繁荣。贵霜成为中国丝绸、漆器，东南亚香料，罗马玻璃制品、麻织品等贸易物资的中转站；贵霜则输出胡椒、棉织品和宝石等。控制商路所获的厚利为贵霜帝国的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也是在贵霜时期，大乘佛教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早在帝国建立之前，贵霜人就接触到了佛教并对佛教有亲和感，到了贵霜帝国鼎盛时期，由于迦腻色迦的大力支持，大乘佛教在中亚和东亚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著名的佛教诗人马鸣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说，迦腻色迦是一个虔诚的大乘佛教徒，但实际上，迦腻色迦像阿育王一样，对印度教、波斯的拜火教、罗马密特拉教等不同宗教信仰采取的是兼容并取的态度，而对于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他也是一并接受。当然，他对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就是由他在公元二世纪组织完成的。当时佛教内部已有许多不同学派，对教义解释不尽相同，通过第四次结集，对佛教的经、律、论三藏都重新作出了整理和解释，使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贵霜帝国一时成为了佛教中心，由于贵霜帝国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与东方汉代中国有密切商业来往，佛教也由此传入中国。
 印度佛教正是通过大月氏人最早向中国传入，我国两汉三国时，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领地。东汉明帝时，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便是摄摩腾和竺法兰等大月氏人；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西晋的竺法护，人称月氏菩萨，他生于敦煌，但祖上也是大月氏人；其他如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另外，安息人（波斯人）也热衷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如安世高。大致说来，支姓的高僧多来自大月氏，而安姓的高僧则来自安息。
 贵霜人一方面是艰难地西进，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佛教满载而归：不仅将印度、波斯文化引入了中国，而且将遥远的希腊文化融入了丝绸之路上东传的佛教艺术，这便是伟大的键陀罗艺术，我国境内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都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键陀罗位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白沙瓦是迦腻色迦时代贵霜帝国的都城。由于这里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很深，势力逐渐强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后，也随之受到希腊艺术的薰陶。键陀罗艺术主要是印度佛教与希腊化艺术（公元前后三百年间）的产物，通常称作希腊式佛教艺术，也称作罗马式佛教艺术，或希腊罗马式佛教艺术。它主要关涉佛教石窟、佛教雕刻中的佛陀造型，这时期的佛像由于和希腊阿波罗神相仿而被称作“阿波罗式的佛像”，其高挺笔直的鼻梁、卷曲的头发以及长袍式的衣着都是典型的希腊特征，但其俯视的目光和神情则又充分体现了佛教的精神，这有点儿像《弥兰陀问经》，其笔法或技巧来自希腊，但内容却取自佛教。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存在着密切的商业来往，键陀罗艺术可能更为直接地受到了罗马艺术的影响，但从渊源上看，假如没有亚历山大的东征，“阿波罗式的佛像”实际上是无法产生的。
 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班师回国之前，他在印度河的支流杰卢姆河畔垒起十二座高耸的祭坛，以志其东征的极点，这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遗憾，他本来心存梦想，想一直东进的，不得已半途而返了。亚历山大梦想打破东西方之间的界限，主张欧洲人移民到亚洲，亚洲人移民到欧洲，通过婚姻的纽带，使东西方联结起来。为此，他主张不同种族之间通婚，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是兄弟姐妹，通过婚姻关系来实现欧亚之间的大同，他还身体力行，娶两个波斯公主（Roxana and Statira)作为他的合法妻子。他鼓励手下的将领与士兵与当地人即东方人结婚，愿意留下的，一概可以不回希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亚洲妻室回到希腊。通过这种婚姻关系，西北印度不仅在文化上与欧洲联为一体，而且在人种上有了血缘关系。这与印度教的种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亚历山大东征的情形相反，贵霜人西进则是种族的逃难和生存，贵霜人来自中国，他们先是在匈奴人的打击下从中国甘肃境内向西潜逃，随后一路向西，越过印度河，一直打到呼罗珊（位于今日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的交界地带），又在印度西北部向东南进发，占领了恒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虽然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但当亚历山大的东征与贵霜人的西进在空间上重叠在一起时，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汇点，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至此连接在一起了，这是一条商业通道，在这条通道上，佛陀带着西方世界阿波罗的风采从中亚和印度走向了远东，印度文学，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伴随着佛教，从希腊一直走向了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