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同日辞世。任先生的事情，我已有心理准备。季先生的事情，正如晴天霹雳。消息传来，震惊莫名。这些天来，总想写点什么，以表达心中的哀思与歉疚。但是，看看网上一些令人齿冷的消息，实在难以形容心中的感受，写文章的事情也就日拖一日。然而，这种哀思与歉疚在心头越压越沉重，就像一种债务，逼我清偿。

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所，跟从黄心川先生读研究生，从而认识季先生，至今已经31年。1978年到1985年期间，季先生是所长，我又住在北大，见面的机会非常多。包括他给我们上课、平时因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去请教，所里一些事务处理，也包括办一些他交代的事情乃至帮助别人联系季先生之类。总之，或为公事，或为私事，经常在所里见面，或到十三公寓去找季先生。1985年分所之后，我们搬离北大，起先住在地院，离北大较近，还经常去。后来越搬越远，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除了会议以及有事特地上门之外，一般很少见面。虽则如此，依然保持着电话联系。现在写这篇文章，各种各样的往事不断涌现出来，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就从《季羡林与佛教研究》（载《敦煌研究》）这篇文章开始吧。

关于我怎样知道季先生，我曾经在《季羡林与佛教研究》中涉及。这里把相关文字抄录如下：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看书、看文章以开卷为快，不大注意作者。往往书看完了，还说不清作者是谁。记得1978年夏天参加研究生复试，口试时我提到《十日谈》，试官金宜久先生问我该书的作者是谁？我回答是“薄丘伽”。金先生当场纠正，说应该是“薄伽丘”。闹了笑话自然脸红，但脸红之余未免惴惴。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这样的笑话将来还会犯。

果然，当年秋天进北京大学，入南亚所正式开始研究生学业，知道我们的所长是季羡林先生。学部委员，一级教授。言之者啧啧，闻之者歆歆。我来自新疆，孤陋寡闻，不知道季羡林是谁，无从啧啧与歆歆。但当时心中也略有所感，似乎这个名字曾经在哪里见过。过了若干日子，一天整理从新疆带来的书籍，忽然发现季羡林就是《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的作者。

这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的初版本。这本书是怎样到我手中的，已经记不清了。时间呢，从书上所钤的我的那方名章看，应该是在“文化革命”后期，约1968年左右。当时我已经成为逍遥派，逍遥于派仗外，逍遥于书海中。说“书海”是大大地夸张。我所在的新疆通古特沙漠南缘，祗有沙海戈壁滩，没有书海。那时我到处找书读。祗要找得到，不管懂不懂，硬读。但能够找得到、而又值得读的书很少，值得读而又值得保留的书就更少，于是就珍贵。这本书在那时落到我手中，当时硬读过。后来随我下乡再教育，随我到塔城师范，有时翻翻。最后随我来到北京，没想到就是我们所长，著名学者的著作。

二、三十年以后，再来回忆当时读这本书时的收获，恐怕不会很可靠。主要是当时我自己的有关知识太贫乏，根本不足以认识这本书的价值。但在得到该书的十年后竟有机会亲炙先生教诲，则不能不赞叹因缘之不可思议。佛教主张“惜缘”，今天，坐在计算机前写这篇文章，心中是深深的惜缘之情。

现在写这篇纪念文章，心中依然是深深的惜缘之情，感恩之情。

说到《季羡林与佛教研究》，还有一个小小的曲折。这篇文章，本来是应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之约，为季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的。写完之后，刚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在十三公寓旁边的北大招待所举行。我便当场把文章交给季先生，季先生随手交给一旁的李玉洁。再后来，纪念论文集出版了，这篇文章没有收进去。一打听，才知道汤先生根本就没有收到这篇文章。再问李玉洁，她记得当时季先生的确把文章交给了她。再以后的事情，她就有点记忆模糊了。为此，她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再三道歉：“这事就赖我，就算是我丢的。实在对不起。这篇文章，由我负责在其它地方发表。”我们在北大研究生三年，所里安排李玉洁负责研究生工作。我们称她“李老师”；后来熟悉了，戏称她“老太太”。李玉洁虽然很有性格，但对我们的关心，可说是无微不至。现在文章的事情出点纰漏，这种纰漏可能出在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未必是她的责任。就算是她的疏漏，她如此再三道歉，我也实在过意不去。便请她不要放在心上。好在现在的文章都有计算机底稿，后来文章寄送《敦煌研究》。文章发表时有一个小注，说明原文为季先生纪念文集而撰写，因为“技术性原因”没有刊登云云。所谓“技术性原因”，就是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送到汤先生、乐先生手中。

还记得入学不久，首次与季先生单独接触的情景。

在《我与佛教》（刊《佛教文化》）一文中回忆考研究生经历时，我曾提到正式报考前，写过一篇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的论文。由于这篇论文，黄先生录取我，并让我研究印度佛教。入学后不久，一天，黄先生告诉我，那篇论文在季先生那里，让我自己去取。我来到十三公寓，那是我第一次到季先生家。没有想到，房子是那样朴素。大约不到20平米，除了靠墙的书柜外，一张八仙桌，一张单人床，几把椅子，如此而已。季先生已经把文章准备好，询问了我的简单情况后，先生问：你在新疆，从哪里看到这么多佛教的书籍，写出这样的论文？我如实以告：新疆没有佛教的书。我看过的只有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再就是一套《现代佛学》。文章中引用的许多材料，出自《现代佛学》。当天还谈了一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现在想来，那是季先生对我的一次考察吧。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与季先生的交往很多，可记叙的也很多。1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曾坐春风点愚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讯》），谈到当时季先生为我们上课的情况：

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历史讲座是大课，除了研究生全部参加外，南亚所不少研究人员都来旁听。由于是讲座，所以事先不发教材，全凭自己笔记。季先生讲课旁征博引，细致入微，至今印象犹深。特别是讲课时经常会讲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更使人终身难忘。记得有一次季先生提到，做学问一定要把有关材料一网打尽。老实说，当时听了心里虽然佩服，但也有点不以为然。书海无涯，一网打尽，谈何容易。但二十年来，自己做学问，凡是真正在原始资料上下了工夫，搜集得充分的，进行得就顺利一点，研究得也透一点；而资料准备上有所欠缺的，讲话时心中无数，底气也就不足。这时才真正懂得将数据“一网打尽”的重要性。认识到搞研究，首先必须掌握资料。能掌握几分资料，就有几分发言权；掌握的资料越多，发言权也就越大。所以，当我自己也指导学生时，我总要把季先生的上述教导转告给他们。遗憾的是季先生当时忙极了，除任南亚所所长外，又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人大常委委员，至于社会兼职之多，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这门讲座时开时停，直到我们毕业，讲座内容还停留在古代。不过，我以为，学生需向老师学习的，除了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方法。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前者是绣就的花，后者是绣花的针。先生的一句点拨，学生能终身受用，主要在方法上。

1981年夏天，硕士毕业，我论文的题目是《那先比丘经初探》。“初探”这个词，就是从季先生的《罗摩衍那初探》中学来的。我论文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与季先生的观点不同。季先生赞同西方部份学者的观点：佛教的“无我”是无灵魂。佛教的“涅槃”是死后什么也不存在。但我认为“无我”不等同于无灵魂，佛教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观。“涅槃”虽然跳出三界外，不属有为法，但依然有一个超言绝像的境界，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虔诚的佛教徒追求的目标。答辩会在8月份举行，前几天季先生刚过70周岁。会上，季先生批评我的观点，说：佛经上说涅槃之后“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涅槃以后什么也没有了。我当即反驳：“佛经中‘后有’的‘有’，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不受后有’是说涅槃以后不会再在三界中存在。”黄先生当场打断我，不让我再说下去。现在想来，虽然至今我依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没有错，但那篇论文的论述，的确理据不足，没有把问题论述清楚，不足以说服人。我当时太狂妄，太大胆，对季先生太没有礼貌。虽则我如此无礼，季先生却大度地容忍了我。论文最后全票通过。至今，我深深感念先生的风采。

硕士生毕业，留所工作，继续从事印度佛教研究。与季先生的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

1984年，我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动机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但在中国，研究印度佛教的太少了。我自己学习、研究印度佛教已经6年，有些体会，有点想法。但能力实在有限，自觉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机会，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当时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有资格带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说：“好，欢迎你报考。”我提出两个希望：“一、希望让我继续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语，只有日语马马虎虎还能凑合。因此，外语考试希望能让我考日语。”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讲了如下一番话：

“关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虑再三，今天找你谈谈。你说希望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我觉得不合适。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语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这几门语言，你都不行。如果下决心把这几门语言学好，那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今年已经36岁，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真正搞通那些语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再说，培养一个中国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我考虑，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有这个基础。如果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任先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说：“你考虑以后，愿意改专业，告诉我；不愿意改，也告诉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开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许反复。然后给我讲了一段王阳明的故事：“王艮去与王阳明辩论，辩输了，拜王阳明为师。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气，回过头来再辩，又输了，重新拜师。如此反复。王阳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王阳明说：‘这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很好。’现在，在专业方向问题上，我也允许你反复。”

如前所述，我考博士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深造、提高，从而深入进行印度佛教的研究。现在任先生让我放弃印度佛教，改攻佛教文献学，完全出于我的意外。我一时转不过这个弯。

就我而言，考博士，最简捷的是考黄心川先生。他是我的硕士导师，对我最了解，是他最早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走上印度佛教研究之路。但是，1984年时，黄先生还不是博导。在我的专业范围内，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有资格带博士。我当时在南亚所，季先生是所长，对我很了解，很熟悉。考季先生自然是首选，但我当时选择了任先生。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在学术观点上与季先生有差异，而是季先生与黄先生当时关系非常紧张。

南亚所是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季先生任所长，黄先生为副所长。开始时，两人亲密无间，南亚所生机勃勃；但后来产生矛盾，乃至最终分家。此后社科院、北大，各自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我亲历了1978年南亚所建立到1985年南亚所解散的全过程，对矛盾的由来与发展，虽说未必完全掌握详细的内幕，但基本情况乃至一些细节，是了解的。有关情况，这里不想多说。总之，我以为，两个单位合作，这种体制上的原因，是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一些人争权夺利，是矛盾酝酿与发展的具体原因。其间，各色人等的表演，让我充分领略一幕幕“新儒林外史”。我后来曾经用如下一段话总结南亚所分裂的历史：“小人作祟，尊神发怒。神仙打架，百姓受苦。”

应该说明，虽然南亚所内部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我本人并没有卷进去。黄先生、季先生各自有自己的性格，但本质上都是好人。矛盾以他们两位尊神对决的形式出现，根源却不在他们本人。因此，对所里的种种事情，我固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与好恶爱憎，但并不影响我与两位先生的关系，也没有影响他们对我的态度。两人对我都爱护有加，未有丝毫改变。再说，我从来认为，老一辈先生之间的矛盾恩怨，年轻一代不宜掺合。所以，我曾经在季先生书房，批评过涉入这一矛盾的钱文忠，他现在或许还记得此事。

还是回到考博士的问题上。由于上述情况，在选择博士导师的时候，我不能不考虑黄先生的感受。所以，最初我放弃季先生而选择了任先生。但没想到任先生要我改专业，这一棍子打得我有点懵。

我反复考虑，不想改专业。不改专业，要想考博士，就只剩下考季先生一条路。我想，黄先生遇事，从来给人方便，与人为善。真正给黄先生讲清原委，黄先生一定会理解我，体谅我。而且黄先生虽然与季先生的矛盾已经很深，但对季先生的基本评价依然是正面的。但季先生是否会收我，这就不好说了。我倒不担心学术观点问题，这一点季先生非常大度；也不担心他与黄先生的矛盾，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报考。我担心两条：一、季先生的专业起先是研究印度中世纪语言，后来重点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并非他的强项，前一年设置的博士生专业为印度历史。他是否愿意招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二、季先生精通那么多外语，对学生的外语要求也比较高。我除了略懂日文，其它外语通通不行。季先生会收我吗？再三考虑之后，我想还是试着找一下季先生。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经常不打招呼直接去季先生家，不像后来一般先电话预约。到季先生家后，我提出想考博士，也提到已经找过任先生，但任先生让我改专业。我说：我不想改专业，想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所以想考您的博士生。我也提到，外语考试，希望让我考日语。

平时与季先生谈一些事情，请教一些问题，先生都非常爽快地予以回复。这一次不同。我说完后，季先生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只是习惯性地将左右两手的手指，在桌子上蹾齐后，互相对碰。再蹾齐，再对碰，如此不断反复。我知道先生在犹豫，在思索。不便多留，便告辞出门。先生照例把我送出大门，看我走远，才回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等季先生的回音。但没有任何消息。我想，看来季先生不打算收我。于是，我又一次找到任先生，表示愿意改专业，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报了名。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到所里去，看到1984年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名录。翻开一看，季先生名下的招生专业，赫然是“印度佛教”；外语考试科目：日语、英语任选。我呆了，这不是为我设的吗？原来季先生同意收我。怎么办？我只能考一人。考季就负任，考任就负季，两者必居其一。我想，虽然任先生以王艮的故事为例，允许我反复。但我从来秉持说话算话，一诺千金。无论当初如何心不甘、情不愿，但已经答应任先生改专业，那就不能再改变。虽然对不起季先生，但季先生这边，只好放弃。

忐忑不安好几天，接着知道南亚所的两位同学，已报考当年季先生博士生，才略微觉得安心。

又过了几天，李玉洁来找我，劈头就问：“你不是要考季先生的博士吗？怎么不报名？”我推诿说：“某某、某某已经报了名，我不想与他们竞争。”李玉洁说：“季先生这次就是为你设的专业。你快去报名。我让他们两人退出。”我说：“那不行，我怎么能做这种挤掉别人的事。”话说得理直气壮，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的心虚。李玉洁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报考结束，当年季先生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收。以后与季先生再见面，先生一字不提此事。我本来想向先生解释一下，但自己心虚，不敢提。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几年之后，有一次与李玉洁见面，谈起此事。李玉洁说：当时是季先生看你没有报名，让我来询问。她问：“你自己要报季先生博士。季先生按照你的要求设了专业，你又不报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详细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她说：“季先生对你是了解的，他愿意收你。你找季先生时，他没有马上表态，是考虑与黄心川的关系，不想让别人认为他与黄心川抢学生。”又说：“你没有报。某某、某某报了，考卷在季先生那里压了很久。最后，季先生还是决定算了，两个都没有录取。”我说：“这件事情，实在是我对不起季先生，也对不起两位同学。请你代我向季先生说明，道歉。”李玉洁答应转告。

正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所说，几十年之后，回顾那段经历，“深深感到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没有任先生的指引，不会有我的今天。但是，在当年考博士问题上，我至今一直对季先生抱有深深的愧疚。由于我的原因，先生当年没有招生。李玉洁肯定已经将我的道歉带给季先生，但我一直没有向季先生当面道过歉，这也是我深深愧疚的另一个原因。此外，我也对不起当年报考了季先生的南亚所两位同学。年轻孟浪，处事浮躁，永远是个教训。

此后，与季先生多次见面，一直没有涉及这个话题。季先生对我，依然爱护有加。他曾对我博士论文的选题，给予针对性的重要指导。1988年，季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之后季先生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得。他说：“方广锠的学风全变了。他的硕士论文，三份材料能讲七分话。现在的论文，扎扎实实全是材料说话。真好像变了一个人。”

1989年3月，我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不久，北京发生了那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天早晨，我来到北大，心中彷徨，直接到了季先生家。似乎当时季先生是依靠，是力量。当天与季先生相处的情景，我将永志。

其后，经常因为各种事情麻烦季先生。凡有事找季先生，几乎有求必应。我的《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出版前，把全部文稿拿去，请季先生写序。季先生答应了，后由李铮交给我。全文如下：
    〈序言 〉
     敦煌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由于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成绩辉煌，彰彰在人耳目，让人感到，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从研究领域上来看，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比如，敦煌佛教写卷的研究就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鉴于佛典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个不足之处就更显得突出。

方广锠博士独具慧眼，从他的博士论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写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写过一些论文。他现在又把论文裒集成册，名之曰《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让我写一篇序言。他的论文我读过一些，并没有能全部读完。他这次送来的稿本，我又大体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说全部细读过。即使是这样，由于过去多少年来我对他学风是有些了解的，我就应允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

翻读方广锠的论文，我的总印象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出来：材料务求全备，探讨务求深透，论证务求详尽，叙述务求正确。这样四个“务求”，应该说是代表了一种好学风，是值得赞扬的。我们眼前的学术界风气并不完全正派，相互抄袭，不懂装懂，以故作深奥文浅陋，以大言不惭哗群众，这样的现象难道还是稀见的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广锠博士的锲而不舍力求全面的学风就弥足珍贵了。

做学问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没有点干劲和韧性是不行的。范老（文澜）说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方君正当盛年，多少年来，他身上就体现了这种坚忍不拔的劲头。读了他的论文，衷心喜悦，写了这一篇短序，祝他鹏程万里。

季羡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先生对我论文集所作的四个「务求」的评价，当然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我自己觉得距离先生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先生指出的目标，我将为之奋斗。后来我编纂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6981号——斯8400号）》要出版，想要申请中国社科院的出版资助，请季先生写一个推荐信。先生慨然允诺，很快写来推荐信：

100年前，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在国内和国外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这一门新学问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紧密相联，切不可等闲视之。

整理研究洞中藏书，工作量极大。在过去的100年内，只能说初步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细致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里，中国学者的努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专就佛教典籍而论，过去整理的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数量大，而贮藏之处又分散于很多国家。可是这一件工作又是非做不行的。

方广锠博士有极好的佛学研究基础，有极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穷数年之力，远涉重洋，兀兀穷年，终于完成了此书。这可以说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我诚挚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予以出版资金补充，庶不致使此重要著作功亏一篑。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季羡林

1998年7月10日

今年年初，我请季先生为我与李际宁主编的《开宝藏》题词。季先生马上答应，很快，题词就写完给我：
    祝贺开宝藏影印出版   

弘扬中华佛教文化     

季羡林（印）   

时年百岁
季先生奖掖后进的热心，实在叫人感动。

回过头来，我为季先生做过一些什么呢？我只有惭愧。除了上面讲的考博士有负季先生外，我还有一件对不起季先生的事情，一并坦白。

日本中村元送给季先生一套个人全集。其中有《印度古代史》上下两册。中村元是日本印度学的大家，他的《印度古代史》，并非单纯讲历史，并且特别注重印度佛教、印度其它宗教的历史背景。不仅如此，该书有详尽的注释，有的章节注释的文字量超过本文。注释中包括大量各语种文字的原典出处，以及作者的一些考订与说明。全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黄先生要求我必须把日语学好，并建议我以这本书作为基本读物，通过翻译，提高日语水平。他并向社科出版社推荐出版，社科出版社以约稿的形式接受。季先生也支持这一工作。于是，我从季先生那里借来原书，开始翻译。厚厚两大册，我与同学尚会鹏商议，两人合作。

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是学习日语、学习印度历史、印度思想史、印度佛教的重要过程，也是了解有关印度研究史料的重要过程。由于涉及的知识、语种非常丰富，翻译进程很慢。几年后全书翻完，约80万字，出版形势却完全改观。这本书原由社科出版社综合编辑室（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中途好像改过名称）约稿，他们说出版该书要赔本，先是让我们压缩篇幅。说注释中各不同语种文字太多，排版困难，需要删节。我们考虑纯粹的出处性注释，可以改为另列参考书目来替代，于是答应。我花了多半年功夫按照要求压缩，将压缩稿送去，他们还是说出版有困难。要求我搞一本畅销书搭配。我哪里会搞什么畅销书呢？从综合室出来，来到哲学编辑室，老同学郑凯堂在那里当编辑室主任。他给我出主意，可以搞一本佛经故事。我说：那倒可以搞得出来。于是他拿出一份约稿合同，当场让我签了字。这就是我与任远等合作的《佛经中的民间故事》一书的由来。《佛经中的民间故事》出版后，我找到综合室，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你的畅销书没给我们编辑室，所以《印度古代史》还是不能出版。最后，社科出版社宁可承担支付退稿费的损失，也不肯出版该书。我完全无可奈何。

其后，李家振告诉我，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在组织一批书稿，让我把这部稿子交给佛教文化研究所。于是在一个大夏天，把好大一捆手稿从科社出版社取出，用自行车直接送到北长街，当面交给所长吴立民。接着与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签订了合同。从此，这部稿子再也没有下文。几年后我去催问，说翻遍库房，稿子找不到了。我一再打电话给吴立民，他起先说记不得此事。后来承认有此事，一再答应我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如今，吴立民先生也已经西去。这部稿子的出版合同，虽然还在我手中；但稿子本身，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天日了。当时没有计算机，全部稿子都是手稿。不仅有我多年的劳动，还有尚会鹏多年的心血，统统付之东流。

回到季先生的那两本书上。这两本书，在我们手中十几年，经历如此沧桑，已经破旧不堪，面目全非。我几次到季先生家，看到书架上全套《中村元全集》，“新若手未触”。我也爱书，我也藏书。深知季先生对这套书十分喜爱。但我怎么能把已经如此破旧的书还给季先生呢？我拜托日本的朋友，自己几次去日本也多次跑新书店、淘旧书店，希望能够买到两本新的，还给先生。但一直未能如愿。至今，两本旧书还在我书架上。看到它们，就觉得欠了一笔还不清的债。最近看到网上有人写文章，提到季先生有一套书，因被人借走而不全。季先生言之非常惋惜。看到这些，我心中的情感，实在难以言表。

现在想起来，还是牢骚满腹。《佛经中的民间故事》，社科出版社先后印刷4万册，经济效益应该相当不错，但就是不肯出版这本学术价值极高的《印度古代史》。理由是出版社内部编辑室核算，畅销书没有给到他们编辑室，所以不算数。我找过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他的回答是：“我管不了这事。”而佛教文化研究所，竟然把书稿都弄丢了。如果中文翻译能够出版，即使我实在买不到新书，拿着两本旧书及新出版的中文翻译，一起送到季先生那里。好歹也算有个交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