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乃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含东方语言、文学和文化等）的开拓者，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印度学，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等；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却不限于印度学，还广泛地涉及整个东方学的范围。

我第一次面见季先生是在1958年秋天。当时我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留在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我的任务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干这个专业的，因为这个专业在当时的一般大学里是地地道道的“冷门”，在当时的北师大也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师指导。我当学生时，没有学过东方文学；刚一毕业，怎么能给学生去讲东方文学呢！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求援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因为那里可以说是中国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地。于是，有一天，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北大东语系。幸运的是，当时担任系主任的季先生正好坐在办公室里。我说明来意以后，季先生面带微笑，当即慨然允诺。记得他说：北大和北师大是兄弟院校，你来听课，我们欢迎。我喜出望外，没想到一下子就见到了季先生，季先生又一下子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大约有三四年间，我经常奔走于北大和北师大之间。季羡林、金克木、刘振瀛、颜保、韦旭升、刘安武和张鸿年（我跟张鸿年是后来认识的）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看过他们的讲义，读过他们的著作，请他们解答过问题。我深知，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自己是不会有今天的一点成绩的。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和我的东方文学同行曾经多次（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外，差不多每两三年总有一次，所以很难说出准确次数）登门拜访或在开会时见到季先生，向季先生求教。季先生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们，认真地听我们谈各个方面的情况，仔细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临走时，总是要把我们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要送上一段路。在这些次拜访时，季先生谈的最多的是如何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问题。面对我们这些中文系的东方文学教师，他常常谈起研究东方文学的两支队伍，即北大等外文系东方文学教师和北师大等中文系东方文学教师应当加强合作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在我们联合编写的多种东方文学教材的前言或序言中，也反复地论述过。为了更准确地传达他的观点，我在这里引用他1998年11月17日为张朝柯教授、李谋教授和我共同编写的《东方文学概论》所写的《序》中的几段话：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研究外国文学——其重点是东方文学——的学者们可以笼统分为两大部队：一支部队是以综合大学的外文系科中研究文学的教师，以及外语学院（现在有的已改为大学）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师为中心组成的。一支队伍是以师范院校以及没有外国语文系科的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课的教师为中心组成的。部队虽有两支，用意却只有一条：大家都勤奋努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以满足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需要。

在几十年的长时间内，这两支队伍不但丝毫没有矛盾、没有敌意，而且是亲密无间、相互学习、相辅相成。有时候分开来开会，有时候在一起开会。等到全国性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一旦成立，两支队伍立即合为一支，都在这个全国性的学会中活动了。

又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既然目标都是研究外国文学，两支队伍的共性是必然存在的，这为主。但是，倘若仔仔细细地向细微之处探索一下，其间的差异性又不容置疑。第一支队伍的成员，都能精通某一种外语，对某一国的文学从原文来进行研究，因而了解得较深较实，这是其优点。但是，他们往往对文艺理论重视不够，汉语的表达能力也有时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其不足之处。第二支队伍往往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汉语表达水平也往往较高，这是其优点。但成员中往往有不能精通外语者，这样就只能靠翻译来做研究工作，这是其不足之处。

把两支队伍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摆在一起，加以衡量，人们立即能想到：如果两支队伍互补互助，那不是两方面都能受到益处，两方面都能提高了吗？事实上，在过去长时期的合作中，双方都已经这样做了。尽管双方的成员不一定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已经做过，而且也取得成果了。

眼前的这一部有水平、有自己观点的《东方文学概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季先生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我们遵照季先生的这种观点成立东方文学研究会（正式名称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时，季先生表示大力支持，并且长期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

季先生谦虚谨慎。有这样一件小事可资证明：有一天我偶然从广播电台里听到广播他关于北大未名湖荷花的一篇散文，觉得语言和意境十分优美，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了。恰巧事过不几天，我就见到了季先生。于是我便向季先生提起此事，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季先生听了以后，笑了笑说：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是播音员播得好。

季先生重视友谊。我的老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和书法家启功先生是季先生的好友。钟先生长季先生和启先生10岁左右。大约从钟先生90岁起，北师大中文系每年都要为钟先生祝寿。当时季先生也已经是80 余岁的长者了，但是几乎每年都要从北大赶到北师大来参加，于是三位耄耋老者并排坐在台上便成为祝寿会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季先生知道我是钟先生和启先生的学生后，见到我时，还关切地问起钟先生的情况。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当钟先生临终住进医院时，季先生不仅前往探视，而且发觉钟先生体力将要衰竭时，当即提议为钟先生提前祝贺百年寿辰。这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季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全面评价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在这里，我想从一个东方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谈谈季先生作为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我以为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为东方文学正名，二是提出东方三大文化体系学说，三是建立东方文学史体系。

俗话说“名正言顺”。在研究东方文学之前，先要为东方文学正名，为东方文学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季先生在他所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首先提出的是“东方文学的范围”问题，也就是“什么是东方文学”问题。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文章指出，这个“东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二者不能偏废。所谓地理概念，是指从整个地球来说，这些国家都处于东半球，所以当然应该称为东方。所谓政治概念，则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即在古代是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西边的称为西方，在中国东边的称为东方；在近代是以欧洲为中心，在欧洲东边的称为东方，包括亚洲和非洲在内；现在我们所讲的东方文学，是这个历史演变结果的东方概念。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提出的关于东方文学定义和范围的明确主张。

众所周知，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东方文学当然也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研究东方文学体系不能离开东方文化体系。季先生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东方文学的特点——内容和发展规律”，其中提出了世界四个文化体系的观点。文章写道：“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我先讲一讲什么叫做‘文化体系’。我觉得，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够成独立的体系就叫做‘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还有必要再解释几句。有人可能说，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也是非常古老而又有影响的，为什么不能单独列为文化体系？我认为，这两地的古代文化久已中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承了它们的一些东西，因此可以归入这个文化体系。同样，美国可以归入欧洲文化体系中，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关于季先生在这里所谈的问题，我想补充两点意见，不知是否恰当。一点是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其实不仅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所继承，同时也通过希伯来文化等途径被欧洲文化体系所继承。再一点是欧洲文化体系的基础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共同构成的，而希伯来文化产生于东方，那么可以说东西方文化从很早起就有所交叉了。）后来，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里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文章写道：“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将两篇文章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季先生对东方文化体系的提法有两个变化：一是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改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依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波斯文化虽然比阿拉伯文化更古老，但是阿拉伯文化体系毕竟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地区，毕竟是以阿拉伯文化为基础，而波斯文化（指波斯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前的索罗亚斯德教文化）只是阿拉伯文化体系所吸收的文化之一，如同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一样；另一方面也许是为了名称更简明些吧。二是进一步把前三个文化体系归并为东方文化体系，这就显得更加明确了。当然，关于世界文化体系或者文化圈的问题，在此之前也有人论述过，但是似乎没有人像季先生谈得这样明白透彻，而且被广泛地接受和引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记得在70年代末，季先生在和我们几个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教师谈话时，听说我们正在联合编写东方文学教材，便建议我们再进一步扩大范围编写东方文学史。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资料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后来，季先生举北大东语系之力，先在80年代编写出《简明东方文学史》，又在90年代编写出《东方文学史》。我觉得由季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学史》，更加集中地表现了北大东语系教师的雄厚实力（还包括个别外请的专家），无论是在资料的翔实方面，还是在体系的完整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第一，这部书更加重视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作用，在每一编的第一章“概述”部分都分为三节，第一节是社会历史概述，第二节是文化概述，第三节是文学概述。第二，这部书在体例上也更加完备，由于采用每个阶段之下再分若干地区叙述的方法，所以尽管比同类著作增加许多章节（即许多国家的文学），却毫无杂乱之感；并且还专设一节“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其中除分别叙述各个国家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脉络外，还进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指出各国文学的异同。第三，这部书在内容上也大大地扩展了，在国家方面，它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国，还介绍了不少成就未必很高的国家，其中有些是我们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在作家作品方面，它也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家，同时也介绍了其他许多作家作品，提出了新评价，令人颇有眼界大开之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东方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东方文学史体系基本确立，并且成为我国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牢固基础（不言而喻，建立东方文学史体系并非季先生个人之力，而是该书参编者的集体力量；再进一步说，还应该包括此前许多有关教材和专著编写者的努力在内）。

古人云：“高山景行，私所仰慕。”季先生就是我所仰慕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大学者。

                                     2009年9月30日写于北京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