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成果

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中心成果

《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流传和影响

主持人:张玉安


本课题的研究对东方文学的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对东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意义。对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东方乃至世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首先,以《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东方各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东方文学交流史乃至整个东方文学史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和传播对东方各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者局限在本土的研究,或者局限在海外汉文学的研究,而没有拓展到东方文学的广阔领域;而东方文学的研究也很少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结合。本课题将东方文学的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利用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的丰富资料对《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翻译、传播和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从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对东方各国文学的实际影响。这种研究将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对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为一种研究模式。
其次,本课题利用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的资料来梳理、阐述《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翻译流传情况,将促进国内《三国演义》的研究,也必将拓展《三国演义》和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随着东方文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国内资料和海外汉字传统资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上,而应该拓展到多语言多文字资料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仅仅依靠汉字文献进行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用东方各国语言文字(日语、韩语、泰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蒙古语以及中国的满语等)资料对《三国演义》进行研究将给学术界挖掘一处丰富的文学宝藏,展现《三国演义》研究的广阔前景。我们认为,只有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东方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三国演义》研究的丰硕成果。《三国演义》的域外研究应该由海外汉文学研究和东方各国语言文学的研究组成。
再次,本课题将把东方文学、比较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多语言和多学科的优势,联合攻关,这将为今后跨学科教学科研模式的发展提供成功的案例。


说明:1.国内《三国演义》的研究情况对国内学界比较熟悉,所以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将侧重概述用东方各国语言文字写的《三国演义》译本和研究著作。2.本课题的国外研究现状是先由课题组各位成员根据东方各国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写出,而后由负责人汇总统稿的。
一、《三国演义》在日本
从1689年湖南文山编译《通俗三国志》开始,《三国演义》在日本迅速而广泛流传。《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本达几十种之多,并有多种再创作作品接二连三地问世。重要的译本和编译本有:重田贞一编译的《演义三国志》76卷、墨川亭雪磨编《倾城三国志》24卷、《绘本通俗三国志》、永井德鳞译《通俗演义三国志》40卷、久保天随译《三国志演义》10卷、伊藤银月编译《三国志物语》、村上知行的《三国志物语》、吉川英治著《三国志》、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翻译《全译〈三国志〉》、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伊藤贵磨译《三国志》、小川环树、武部利南译《三国志通俗演义》60回、二阶堂善弘、中川谕译注《三国志平话》等。并且,《三国演义》的改写和再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春秋》今天仍在连载再创作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文学影响主要体现在江户时期的读本小说创作。泷泽马琴的《八犬传》深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
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对《三国演义》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国演义》版本考证等本事的中国文学研究。老一辈学者有小川环树、立间祥介,中年学者有大堆秀高、金文京,青年学者有中川谕、上田望等。小川环树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金文京的《〈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京东方书店1993年)、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杂喉润的《〈三国志〉与日本人》(讲谈社2002年)等都是《三国演义》方面的研究专著。中川谕、上田望还编有《〈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上发表。日本学者注意的是正史《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对《三国演义》对日本国民文学的影响关注得不够。
《三国演义》不仅多次被翻译成日文和多次被改写,而且在日本大众文化中产生巨大影响,从漫画书到游戏软件,风靡日本,在日本成为处世良方、成功之路,并进入组织学、管理法、领导术、战略论等领域。日本全国有近百个“三国迷俱乐部”,有关《三国》的网站在日本铺天盖地。  
二、《三国演义》在韩国
《三国演义》在韩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在韩国古代文学之中的影响更是普遍。《三国演义》自从传入韩国之后,其影响分三个方面:
一是翻译文学的大量产生,《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被译成韩文,如《关云长实记》、《张飞马超实记》、《赵子龙传》、《大胆姜维实记》等,这些作品不完全是翻译,其中多少有一定的创作因素。
二是军谈小说的形成。〈三国演义〉传入之后,倭寇入侵,于是形成了一系列的军谈小说。这些军谈小说大多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壬辰录》,此外还有《林庆业传》、《赵雄传》、《苏大成传》、《刘忠烈传》、《越王传》、《黄云传》、《张风尘云传》、《张国镇传》、《张敬传》、《杨丰传》、《杨朱凤传》、《张翼传》等等。这些小说多有翻案的痕迹,构成了可观的军谈小说系统。
三是各类文学评论性的著作里也有不少关于《三国演义》的评述,金万重的《西浦漫笔》等就评述了《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也记述当时接受军谈小说的关况。除了文学上的直接影响之外,对于李氏朝鲜时期的生活也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
还出现了不少的关帝庙或关岳庙等。
    《三国演义》(韩国称《三国志》)在韩国家喻户晓,是影响韩国人的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学作品。韩国人认为,《三国志》是人类的综合百科辞典,处事战略的教科书,影响着韩国人的整个一生。它已超出了文学意义的范围。韩国人是通过《三国志》了解中国的,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志》有几十种版本。有关《三国志》的图书更是数不胜数,有:《漫画三国志》、《青少年三国志》、《漫画战略三国志》、《口碑童话三国志》、《三国志人物漫评》、《英雄三国志》、《三国志人物辞典》、《英语三国志》、《三国志百年战争》、《新三国志》、《三国志》、《人间学三国志》、《解读三国志》、《千字文三国志》、《三国志里的国际政治》、《漫画日语三国志》、《三国志里学战法》、《与三国志同行的汉字旅行》、《三国志的光荣》、《三国志里的三国志》、《三国志外传》、《让人聪明的三国志》、《义理的三国志》、《围棋三国志》、《曹操的三国志》、《风水三国志》、《女人三国志》、《三国志大将军》、《三国志考证》、《韩中日三国志》、《三国志原理》、《三国志文化考察》、《青少年必读的三国志》、《诗读三国志》、《小学生三国志》、《三国志的处世哲学》、《幻想三国志》、《三国志经营参谋学》、《三国志的思想》、《数码三国志》、《通过三国志学成功》、《三国志大研究》、《战略三国志》、《教科书三国志》、《非小说三国志》、《三国志新闻》、《三国志里的政治》、《反三国志》、《兴亡三国志》、《三国志里读成功》、《21世纪三国志》、《领导力的三国志》、《三国志统治学》。
由于创作状况的影响,韩国学者有关《三国演义》与韩国古代小说关系的论著非常丰富,其实在各类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朴晟义的《国文学背景研究》、尹允镇的《韩中小説 의  比較研究》等。韩国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全面,但中国学者也有可以超越的方面,这就是中国学者以中国文化的背景,可以更为深入,同时也可以纠正韩国学术界中存在的问题。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有李庆善的《〈三国演义〉之比较文学的研究》(汉城,一志社,1976年)。
三、《三国演义》在泰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三国演义》被移植到泰国,取书名为《三国》。其中昭皮耶帕康(宏)主持翻译的《三国》尤为轰动。随后,“《三国》体”(Samnuan  Samkok)在泰国文坛上兴起,仿效《三国》的散文体文学作品络绎不绝。从曼谷王朝一世王到六世王时期,计有30多部中国古小说被陆续翻译或移植到泰国,在泰国大受欢迎。这种情况持续了近百年。甚至当19 世纪末,西方小说传入泰国之后,“《三国》体”对泰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依然具有明显的影响力。1921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古小说在泰国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关于这一文学事件,所有的泰国文学史书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14年六世王的“文学俱乐部”把《三国》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注意,不是“小说类”!)。当代评论普遍承认《三国》在泰国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但几乎所有的推崇之词都归结于《三国》的散文体故事形式和语言风格以及它对后世创作的影响。虽然已经有学者把《三国》叫做“历史小说”或“古典小说”,然而,对它在小说文类生成上的开创性价值,文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泰国的小说史一向被认为是从19世纪末出现的模仿西方的“新小说”开始。事实上,泰文《三国》承袭了中文版《三国演义》的古小说文体,从而在泰国文坛上开创了小说类文体的先河。基于这一事实,《三国》作为第一部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在泰国文学史上更值得关注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泰国文学一种新的文类——古小说的生成。
在《三国》的影响下,泰国出现了许多种再创作《三国》题材作品。其中,著名的有:雅格(Jacob)的《乞丐版<三国>》以漂亮、犀利的笔锋对三国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了细致、生动地描绘,其观点是扬刘抑曹。克立•巴莫(Khukrit Pramot)的《资本家版<三国>》与雅格截然相反,观点是扬曹抑刘,视曹操为忠臣、视刘备为奸诈、乱国之徒。最新版的一部《三国》巨著是笔名为智囊(Rueang Vithayakhom)的《卖国者版<三国>》,共6册,计 4000页,2004年11月发表。该书是以《三国演义》故事为题材、在昭皮耶帕康(宏)的《三国》以及中文、英文、泰文等多种版本的三国故事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长篇历史故事。其中添加了许多作者的批注、解说。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泰国当代的政党之争。该作首先于2000年8月5日在《经理》(Phujatkan)杂志上发表,连载655次,2002年6月5日刊载完毕。之后又曾在电台节目连播。2004年由太阳之家出版社为庆祝差瓦立•荣斋玉上将(Chaowalit Yongjaiyut)72岁寿辰结集出版。
《三国》深受泰国学术界的关注,泰国著名学者、享誉“泰国历史之父”的丹隆亲王(Somdet Damrong Rajanuphap,1862-1943)发表了《<三国>纪事》。1966年巴萍•马诺麦威本(Prapin Manomaivibun)完成了《<三国>比较研究》的硕士论文;1983年玛丽尼•蒂洛瓦尼(Malinee Dilokvanich)完成了博士论文《<三国>:中国小说的泰文改编本研究》(美国华盛顿大学);泰国学术界还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就《三国》等汉文学在泰国的影响进行探讨。例如:1985年法政大学举办“汉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其中有玛丽尼•蒂洛瓦尼(Malinee Dilokvanich)发表的《〈三国〉:泰国文学接受汉文学的重要起点》等论文。1989年法政大学的“《三国》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松巴•简塔翁(Sombat Chanthawongs)的“《〈三国〉的政治意义》等论文。
四、《三国演义》在越南
中国古典小说在越南的流传非常广泛,对越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流传形式主要有:汉文原版书籍的流入、翻译成现代越南语、改编成戏曲等等。三国演义很早就传入越南,虽然具体时间有待考订,从越南诗人吴时仕(1726-1780)曾写有《奉准撰三国各回诗并赞题障风屏》组诗来看,至少在18世纪就已经在越南流传。从各回回目判断,他所用非毛宗岗修订本,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本。20世纪初,《三国演义》的各类译本不断出现。其最早的全译本是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潘继柄的《三国志演义》(1909年,河内出版)。此后有多种译本。而且在诗歌方面,《梦湖诗选》收录51首咏三国的人物的汉文诗,《三国诗》收录340首咏三国的喃字文诗。《三国》故事一直是越南传统戏剧从剧的传统曲目。喃字文本的从剧剧本有《三国演歌三顾茅庐》,《三国演歌江左求婚》,《华容小路》,《重湘新録》等等。越南和中国一样,人们非常崇拜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关羽。许多地方建有关帝庙,很多家庭供有关诩的画像。越南本土宗教高台教的供桌上也供奉关羽。
越南文学院主办的《文学杂志》(1960-至今)登载有关《三国演义》的研究文章。胡志明师范大学等中文系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博士点,有博士生做过中国古代小说的论文。潘玉翻译了李福清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民间文学传统》。
五、《三国演义》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三国演义》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地广为流传,从研究文学的学者、教授到民间贩夫走卒都对其津津乐道。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占总人口近1/3,华人社区成熟,华人文化承袭完整,《三国演义》等中文古典名著一直是华文学校里文学课讲授的必有内容。在马来西亚,潮州人等中国大陆移民的祠堂和会馆墙壁上也多有二十四孝和三国演义等故事情节的浮雕。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不仅中文版的书热卖,音像销售商还引进了电视剧VCD。据中国日报网站消息: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会长吴恒灿日前表示,该会正筹备出版《三国演义》的马来文版本。其翻译工作则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现已完成其中一部分。
    在印度尼西亚华文虽被禁30多年,但是作为华文文学翻译主力的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早在1859年便将《三国演义》译成爪哇诗歌。随后有不少华人使用大众化的“市场马来语”即通俗马来语长期地进行大量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大力传播中国历史和儒家思想等中华文化,为中印尼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据法国东方学者苏尔梦女士统计:从1882年至1960年代,印尼华人作家和翻译家共有806人,他们共创作小说和故事1398篇(部)、诗歌183篇、剧本73部;翻译《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包公案》等中国作品759部,西方作品233部。此间单是《三国演义》一书就有多种不同的印尼语翻译版本出现,不过多为选取其中故事片段或者讲述故事大纲。流传较广的版本是1883年出版的节译本印尼文版《三国演义》。最近两年在印尼已经出版了《三国演义》精装的印尼语全译本,在一般书店都可以买到。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关帝庙,发表了研究成果。
六、《三国演义》在柬埔寨
20世纪40年代,金边《那朵拉哇塔》连载柬埔寨文译本《三国》。1948年在《柬埔寨太阳》杂志上连载由努肯根据泰语译本转译的《三国》。《高棉之声》连载孔文春编译的《三国》。因此,柬埔寨和泰国《三国》译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七、《三国演义》与蒙古文学
《三国演义》在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图书馆有多种译本,其中最早的译本是通过满文译本转译的,因此蒙古文《三国演义》的研究还要涉及到满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译本不仅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影响了蒙古族历史长篇小说的生成,而且还被民间艺人改编成“本子故事”说唱,并形成了关公信仰,而且和蒙古族的格斯尔结下纠缠不清的因缘。
蒙古国的学者和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注意《三国演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国演义》对蒙古文学的影响的探讨,曾经产生过多篇有关《三国演义》和近代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历史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的比较研究方面的论著。
八、本课题国内研究情况
在这里介绍的是国内学界对《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翻译流传情况的论述。
许友年著《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花城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介绍了《三国演义》在印度尼西亚的全译、摘译、选译和改写情况,总结了土生华人多数译本的共同特征,并指出了印度尼西亚政府严禁中文书籍及汉字在社会声流通的特殊情况下《三国演义》印度尼西亚语译本的现实意义。
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中国古典和通俗小说在东南亚》系统介绍了《三国演义》在泰国、越南和东南亚的翻译和改写情况,并论述了中国古典小说在东南亚的影响,其中对《三国演义》的论述比较突出。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是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学者共同完成的,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脉相承的学术关系。
课题组主要成员孟昭毅著《东方文学交流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同章节介绍和论述了《三国演义》在朝鲜、越南、泰国和印尼马来的翻译流传情况和对这些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
栾文华著《泰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七章《〈三国〉等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及其对泰国散文文学发展的意义》对《三国演义》的泰国版本《三国》和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对泰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精短的论述,不过对近二百年来泰国陆续出现的“三国新作”和新的译本,作者评价说:“这些作品大多是‘戏作’,其价值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而我们认为,深入而系统研究《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广泛影响,不能局限于一种版本,或者站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立场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还要全面考察各种非正统的“戏作”的改编本,不管是这些改编本的艺术价值如何,但是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和不断的改写和翻译的现象是有着重要认识论价值的。我们在研究《三国演义》在泰国和东南亚的影响,不能仅仅以《三国演义》原著为惟一的标准,而是要还要考虑到泰国读者的审美情趣、民族文学传统等其他因素,如果从这些方面考虑,有些“戏作”虽然不能与《三国演义》原著相提并论,但是仍然可能有其在泰国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并且能够反映《三国演义》被泰国人民接受的本土化过程。
颜保等译的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编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一书中收入的论文都谈到了《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翻译流传情况,而且克劳婷•苏尔梦的《总论》对中国小说在亚洲各国的翻译、传播、移植,对当地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成为国内学界了解《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在亚洲各国流传情况的最主要的著作,可惜这样的翻译著作介绍进来的太少。
上述著作对《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翻译流传及其影响都做了一些描述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述与评价,但是均未作进一步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
九、本课题国内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任务
《三国演义》在东方国家的翻译流传的研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而且成为这些国家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如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们在《三国演义》版本等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韩国也类似。但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东方各国的《三国》研究基本上都是互相孤立的,其研究局限在本国,最多也不超过本国《三国演义》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关系的探讨,没有把东方各国的《三国演义》译本、衍生本及其文学、文化影响看成一个互相有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进行跨语言的多边研究,没有在东方文学交流的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广阔视野的探讨。虽然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提到各国《三国演义》的一些信息,但是由于涉及到多语言的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
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掌握东方国家多种语言的优势,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东方各国的《三国演义》进行跨国跨语言的多边的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