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曙雄

传记文学是现当代文学中最受关注的文类之一。 由于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教育功能、社会效用，传记文学在世界文坛逐渐成为主流文类。针对传记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强劲的发展势头，英国皇家文学会主席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甚至称传记文学为文学里的“超级大国”，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学术界在最近30年里非常重视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批重要的理论家，如萨义德、保罗•德曼、奥尔尼、勒热内、艾津等都对传记文学有所论述，后三位学者甚至终生研究传记文学。相对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对东方传记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这一课题虽然有学者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性工作，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没有展开，缺乏在理论指导下所从事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起到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其重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本课题“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指对近现代东方文学领域各主要语种的杰出作家的传记文学研究，这些传记文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作家本人撰写的传记、自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传记文学作品；二是传记作家、学者、记者等为这些作家所作的文学传记、所发表的具有文学意义的评传等。
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特点和研究意义在于：1、可研究资源丰富，分布地域广阔、语种繁多； 2、不同文学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渊源和传统，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典型地、较为直观地显现了东方三大文化的传统； 3、东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不仅东方，而且西方也有一定数量关于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品的综合研究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比较视野，而且还能为我们今后的跨文化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4、东方作家传记文学体现了东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需要和政治经济等方面要求； 5、对我国作者为东方其他国家的作家撰写的传记性著作进行梳理和评价，为推动我国与东方各国文化的交流发挥作用； 6、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进行全方位的东西参照、中外比较的研究，将会对推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建设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在国际上，传记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作家传记文学的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显学。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证性的传记资料研究，主要体现在各类大型的传记类工具书，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出版的《国家传记词典》。专门收录作家传记文学的大型工具书有《文学传记词典》和《传记文学百科全书》。第二类研究是作家传记文学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米硕的《古代自传研究》和阿尔提克的《传记与书信：英美文学传记史》等。第三类研究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法国学者勒热内出版了近10部传记文学研究专著。美国学者艾津著有三部传记文学研究专著，提出了“拓展的自我”和“关系的自我”等理论。德国学者霍朗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研究和教学，他的“中介理论”将是国际传记文学学会下一届年会的主题。然而，无论是实证性的传记资料研究，还是作家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和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都基本上缺乏对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广泛而精深的研究。
    国内的传记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传记文学史和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在第一方面，目前出版的著作有韩兆琦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这些传记文学史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虽然对外国传记文学有大量的论述，但该书所涉猎的外国几乎全是西方，对东方传记文学，特别是东方作家传记文学鲜有涉及。第二，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国内出版了约10部论著，如朱文华的的《传记通论》、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朱文华在其专著中主要阐述他的传记历史观，而李祥年则针锋相对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则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事实理论”、“一致的一贯论”和“阐释模式论”等，全面地阐发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结构原理、阐释策略等。但是，无论是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著作，还是文学理论专著，它们的共同特点仍然是以中国和西方传记文学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几乎没有涉及数量庞大的东方作家传记文学。
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已有近100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而东方传记文学和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据我们统计，东方作家传记在东方文学学科的起步阶段只有郑振铎未完稿的《太戈尔传》；在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阶段，仅有《世界文学》杂志登载了一系列东方作家的小传，在东方文学学科的繁荣阶段，一些东方经典作家的传记文学作品才陆续问世，如泰戈尔的传记作品在中国已出版了22种，川端康成的传记有近10种，三岛由纪夫的传记3种，普列姆昌德的传记3种，纪伯伦的传记2种，此外夏目漱石、马哈福兹等作家的传记也已经出版。但总体而言，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近些年国内对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主要表现在对西方传记文学的研究上。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的研究有待深入，东方传记文学的研究更需要系统的有东方特色的传记文学理论指导。在大量翻译、介绍和评述东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同时，如果能较全面地梳理东方作家传记文学史纲，进一步归纳和提升东方传记文学理论，无疑将有助于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