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敖特根巴雅尔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2005年12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岗龙博士、额尔敦哈达博士主编的《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这是一部有关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集。论文集的出版，对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加深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有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

    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比较文学滋养的土壤。只有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自觉的交流活动中，比较文学才能找到其滋养的土壤，才能生根、开花、结果。所以，文化交流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基础。蒙古民族赖于生存的广袤地域，征服世界的光辉历史，悠久而优秀的文化积淀，以及他们认识事物的敏锐洞察力，这些因素牢固地造就了一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因此，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成为“显科”而影响文学研究方法论时，在新潮面前我们没有望洋兴叹，反而把握了一切可能把握的机遇，在比较文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主动。

    20世纪80年代，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活动，在蒙古学领域已经开始涉足显角。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已经走完了其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那么，在这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妨翻开《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从中去寻找我们满意的答案吧。

二、  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队伍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在当时的蒙古文报刊上出现了《什么是比较文学？》[1]、《比较文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引论“以蒙古包为题材的两首诗歌比较”》[2]等题目的论文，预见了在蒙古学研究领域诞生比较文学研究队伍的可能。其后，相继发表了有关涉及比较文学理论、蒙古文学与藏族文学、印度文学之间的关系、蒙汉文学的比较研究等内容的文章，同时也出版了《<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3]、《比较文学论》[4]等专著。但对当时的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现状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不得不做出其研究队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队伍的判断。

《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收入了2005年6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上递交的论文，共44篇。此次会议上，与会的70多位学者中有40多位学者递交并宣读了论文。这个数据充分见证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队伍的成长。在宣读论文的人员中，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各大院校的教授占比较大的比例。这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到了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文学比较和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蒙古文学与印藏文学比较研究，蒙古文学与朝鲜、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蒙古民间文学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蒙古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其较有深度的探讨体现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水平。

大中专院校有其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的特点。所以，大学教师对于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热心参与，积极地推动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在论文集中，还收入了罗湉、刘迪南、时光、林丰民、史月、胡旭东、施爱东、袁琳、姚克成、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黄莹、王浩等汉、满、柯尔克孜族等兄弟民族学者的论文。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兄弟民族对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参与，结束了以往只有本民族学者参与的研究队伍的单一模式。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双向的研究活动。它不仅注重异域文化对蒙古文化影响的研究，还应重视蒙古文化对异域文化影响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他民族学者参与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论文集所收录的《金庸小说的对照法则与蒙古想像——以〈射雕英雄传〉郭靖形象为例》（施爱东）、《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罗湉）、《浅论赫达雅特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时光）等论文体现了“平等对话”的法则，迈开了蒙古文化对异域文化影响研究的第一步。

论文集还录用了几篇研究生撰写的论文。他们的论文具有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注重创造性的特点。年轻人是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不可缺少的新生力量，他们给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带来了活力。

二、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领域的拓展

《奶茶与咖啡——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下的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中的研究，包括了蒙古文学与东西方文学、蒙古文学史与比较文学、比较形象学研究、蒙汉文学比较研究、蒙古—突语族民族文学比较和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蒙古文学与印藏文学比较研究、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蒙古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有力地说明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而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这种深化和拓展，与蒙古文学比较研究自身的不断积累和借鉴其他学科成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蒙汉文学比较研究，是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领域所涉及的最早的研究领域之一。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以蒙、汉文学的比较研究为起点，是符合其发展的自身规律的。1963年，研究员仁钦道尔吉发表了题为《〈一层楼〉与〈红楼梦〉主人公形象比较初探》[5]的论文。这是一篇最早涉及蒙、汉文学比较研究领域的文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在蒙、汉文学比较研究领域出现了《哈斯宝及其翻译评点〈红楼梦〉和尹湛纳希作品之间的联系》（呼日勒沙）[6]、《〈红楼梦〉与〈一层楼〉的比较研究》（那木吉拉策旺）[7]等较有深度的成果，把蒙汉文学的比较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度。从此，奠定了蒙汉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使蒙汉文学比较研究成为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主流。

论文集中的《略论元代蒙汉文学关系》（云蜂）、《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比较研究》（敖敦）、《护背旗·虎头鞋·绣花蟒袍——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陈岗龙）、《蒙古行脚僧故事和〈济公全传〉的比较》（姚克成）、《蒙汉民间文学体裁比较研究》（敖其）等论文主要探讨了蒙汉文学的关系。有些论文从民间文学的比较入手，有明显的传统色彩。有些论文则以体裁为研究对象，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在过去的研究中，体裁研究只限于民族文学的范畴，注重以历史的角度探究文学体裁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忽略了文学体裁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渗透和演变的事实。上述的有些文章中，把文学体裁的研究扩展到不同民族的文学体裁里，达到了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文学体裁生成、演变过程的目的，使比较研究和体裁研究的互补成为了可能。敖敦的《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比较研究》对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及其表达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蒙汉现代散文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中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文学传统，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的不同而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的观点。敖其的《蒙汉民间文学题材比较研究》运用历时研究的方法，论述了蒙汉民间文学的独特体裁、话语形式以及文化思维结构之间的差异。这些论文以发展的视角、生动的原则，着重探讨了民间文学体裁特点、话语形式以及体裁的异化与同化，进一步拓展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

论文集还涉及了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文学比较和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比较形象学研究等问题，给蒙古文学比较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其中我们可以把比较形象学研究理解为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领域未开垦的处女地。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领域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形象学以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文学中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为己任。形象学研究主要关注作者在其作品中如何理解、如何描写、如何解释异国异族形象等问题。研究中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探索异国异族形象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是形象学研究的目的。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的“形象”影响世界，人物形象（尤其是蒙古族高阶层的人物形象）、草原风光、风俗习惯等，以“异族形象”的角色描绘作者所生活的社会和群体的想象。随着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入，这些异族形象的研究便成为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新话题。《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柯勒律治诗作〈忽必烈汗〉与他的“彼岸世界”》、《浅论赫达雅特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浅沦金庸小说中的蒙古形象》、《金庸小说的对照法则与蒙古想像——以〈射雕英雄传〉郭靖形象为例》等论文较有深度地挖掘了在其他民族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蒙古人形象的特点、存在的形式、形象塑造的规律以及作者的意图和文化背景。以《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罗湉）、《浅沦金庸小说中的蒙古形象》（胡旭东、周舒）为例，在《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中作者指出了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无论是骁勇还是残酷，伏尔泰真正关心的并非某个确指的民族，他期待的是全人类通过回顾历史的坎坷歧途来寻找共同的理想出路。《浅沦金庸小说中的蒙古形象》得出了在金庸以蒙汉关系伸展变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变而又具有一定整体性的蒙古形象，无论我们从夫性的替代、互补的他者（指异国、异族）还是从镜像的映射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形象，我们都能发现这一形象在金庸的总体性民族国家叙事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结论。在这些研究中，把异国、异族的形象（蒙古形象）看成是整个社会想象的结晶，深刻探讨了在形象背后深藏的作者的理想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三、关于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论文集是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一次全面展示。它的意义在于拓展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促进了蒙古文学与异国异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我们有理由相信蒙古文学比较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在这次会议上递交论文的专家学者中各级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各大专院校的教授和研究生占多数比例。他们的积极参与说明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初步形成。但是比起蒙古文学其它研究领域（尤其是诗学研究），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迄今还没有出现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目前，在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在民间文学、文学史、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史等研究方向上工作的学者。他们的参与无疑显示了学科交叉的优点，但同时也暴露了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队伍不稳定的一面。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蒙古比较文学”的高度，而只是停留在“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水平上。

二、关于蒙古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比较文学理论家以历时的视角把比较文学的历史分作史前史和学科史两个阶段。具有稳定的研究队伍、开展有目的的研究活动，诞生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是比较文学已进入学科史阶段的标志。否则，比较文学只能停留在史前史阶段。史前史阶段，比较文学只是一种手段，我们不能把它称作为比较文学。通过积累具备了学科条件的时候，手段才能转变为学科，从而诞生比较文学。那么，蒙古比较文学何时能够诞生？这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不能凭想象和预言来实现，而要依靠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者的不歇努力来实现。在这方面，《关于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比较文学学科和教材建设》（拉斯格玛）、《关于蒙古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拉给苏荣、呼达古拉）等论文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关于研究方法的进一步革新。提起比较文学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研究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关系是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所以，影响研究是其最早出现的一种研究方法。平行研究注重文学内在的诸种因素、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打破了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旧观念，从而开拓了新的一个领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比较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固定不变的模式。随着新生事物的发展，其基本形式中也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产生于20世纪末的阐发研究和接受研究便是一个例子。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是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为开端的。在我国蒙古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出现的《蒙古族吸取异民族的故事丰富了自己的故事》[8]、《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兄弟民族古典文学的关系》[9]等论文开创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以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蒙古文学比较研究的常用方法。总揽本论文集的四十多篇论文，除额尔敦哈达等少数几位学者的论文吸取了阐发研究的方法之外，其他人的论文几乎都沿袭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老路。我们不能否定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在蒙古文学比较研究中的影响力。但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和发展中的学科，研究中试用一些新的方法对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无疑是一种推动。

四、关于深入文学的双向比较研究。我们谈起比较文学的时候不能忽略比较文学是一个双向的研究。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文学受到其它民族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其它民族的文学。我们的研究一贯强调异国异族文学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而似乎忽略了蒙古文学对异国异族文学的影响。本论文集中有关涉及形象学领域研究的论文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但其作者大多是其他民族的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应多加注意。

比较文学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它的宗旨是加深对作者和作品的了解，加强文学的交流。所以，比较文学要想探求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内涵和渊源，除了关注文学本身的研究之外，还必须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研究。而现在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努力和积累。缺少文化领域的研究，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即使有了广度，但缺乏了深度。

[1] 楚伦巴特尔《什么是比较文学？》（蒙古文），《内蒙古日报》，1984年4月2日，第4版。

[2] 莫·纳森巴依尔《比较文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引论“以蒙古包为题材的两首诗歌比较”》（蒙古文），《金钥匙》，1986年第4期，第23—27页。

[3] 扎拉嘎《〈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杨·巴雅尔等《比较文学论》（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5] 仁钦道尔吉《〈一层楼〉〈红楼梦〉主人公形象比较初探》（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 89—124页。

[6] 呼日勒沙《哈斯宝及其翻译评点<红楼梦>和尹湛纳希作品之间的联系》（蒙古文），《通辽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第44—56页。

[7] 那木吉拉策旺《〈一层楼〉〈红楼梦〉的比较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  54—80页。

[8] 纳·阿萨尔拉特《蒙古族吸取异民族的故事丰富了自己的故事》（蒙古文）《蒙古语言文学》，1958年7月，第                                                          50—54页。

[9] 仁钦噶瓦《蒙古族民间故事与兄弟民族古典文学的关系》（蒙古文）《内蒙古日报》，1963年4月17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