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起《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等，莫不脍炙人口。民间文学既是东方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除专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钟敬文、刘守华、郎樱等先生外，圈外也不乏挖掘东方民间文学矿藏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就特别提倡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他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堪称有经典性意义的代表作。其他的还有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介民的《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不胜枚举。
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势是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者为数众多，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者比较稀缺。国别的神话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之类的作品集、个案的或者区域的东方民间文学作品研究不时可见，而综合的、从整体文学的视角来全面考察东方民间文学的学术专著却犹如高山雪莲难觅踪迹。2006年10月出版的《东方民间文学概论》，作为第一部东方民间文学基础性研究著作，为学界奉献了一份沉甸甸的新成果。
《东方民间文学概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张玉安教授、陈岗龙副教授主编的，共4册，列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系列的第97-100本。该书是2001年教育部重大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本项目的另一项成果是他们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由25位作者执笔，分为4卷。第1卷为“导论·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伯莱·印度”，第2卷为“伊朗·阿拉伯·巴基斯坦·中亚”，第3卷为“东南亚”，第4卷为“东北亚·南非”。全书共240万字，分为20章，除第1章为“导论”外，其余19章分别论述了东方19个地区的民间文学。对每一章的写作特点，“导论”的第4节有具体的交代。
笔者将本书称作东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最新收获和重要贡献，应该不是浮夸之言。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综合地呈现了东方民间文学的概貌。“民间文学是产生和孕育东方各国古代文学的母体”，以往的众多东方文学史的著作，基本上是以作家文学为重点，对民间文学偶有涉及，除对印度史诗、阿拉伯故事有所着墨之外，其他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是略而不论。本书则以东方民间文学为中心，追溯孕育古代东方文学经典的民间文学传统，正式确立了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史中的地位。从作品的类型来看，本书讨论了传世神话、民间故事、教谕文学、歌谣/民谣、史诗/英雄史诗、叙事诗、抒情诗、民间寓言、民间箴言、笑话、谚语、谜语、民间戏剧、说唱、模仿剧、戏曲等，多种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从所论作品的地域来看，本书涉及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伯来、印度、伊朗、阿拉伯、巴基斯坦、中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朝鲜、蒙古和南非，基本上将东方地区一网打尽。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本书视野宽广的特点，以及从“一国民间文学”到东方民间文学的宏大建构。本书基本上是原创性的论述，特别像对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中亚地区、南非民间文学的综合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与以往的情况不同的是，本书所有作者基本掌握其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语言（一种甚至多种），利用第一手的原语史料，而不是辗转翻译的文献，充分保证了史料的可靠性。作者们比较客观、准确地翻译和描述了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重要作品，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进而概括出该国民间文学的特征，从而令人信服地全面论述了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中的地位与学术价值。此外，本书的作者来自文学、民俗学、古典东方文明、历史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在同样的体例下，各自展示了不同的著述风格，使本书表现出学科知识融合的优势。本书还体现了国际合作的精神，比如“日本编”是由日本年青学者高木立子撰述的。正由于艺出众手，本书难免有些不太一致。第二章“古代两河流域民间文学”部分，作者对原典语言较为重视，还提供了不少典雅的汉译段落，但在全书中就显得有些突兀。
第二，将民间文学理论引进到东方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本书表现了全面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在第1章“导论”中，作者指出东方各国的古代文学都有一个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作家文学的发展阶段，提示了民间文学的本质上的“口传”特色。口头传统标志着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分野，对“口头”传统的重视是本书研究的一大出发点，强调用口头传统研究的目光，来审视东方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品，还民间文学被作家文学日益遮蔽的本来面目。本书坚持“以民间文学理论为本，兼采其他文学理论之长，注重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微观的作品个案分析，到区域的民间文学特点归纳，再到整体东方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个三部曲式的框架，无疑体现出了试图建立东方民间文学理论的强烈愿望。作者希望在全面描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特点及其历史文化联系的基础上，全面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体系。当然，由于本书的性质是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系列的基础工作，这就决定了本书还不可能将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体系有机地建构起来。但字里行间却透露了作者对东方民间文学综合研究的理论关怀。比如，在东西方文学的关系上，本书虽无一处展开详细的讨论，但是本书从最早的神话、史诗和歌谣入手，尽量呈现曾经为西方文学形成而提供了外在素养的上古东方民间文学作品的历史风貌。本书不以是否接受过西方的影响作为评价的标准，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突出东方文学的文化多样性，为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主体、提炼出东方民间文学的综合特征而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
第三，提供了东方多个地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为后续的系列研究奠基了基础。就相关的学科而言，本书既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也为东西方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和丰富的史料。比如，除经常提到的各地的洪水神话、传世神话外，研究鬼故事、宝物故事、皮影戏等都很容易从中找到可供比较的原始史料。本书在每章后列出了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不过，如果书后能有书名、人名等索引的话，对读者的方便可能会更大一些。
此外，从学科建构的意义上来说，由于本书的出版，东方文学学科将由原来的东方文学史（以书面文学为主）、东方文学理论（诗学）的两大方面，转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东方民间文学无疑将成为三足之一。实际上，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格局中，与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研究相比，东方文学研究所占份额较低，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东方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努力，不仅要发扬原有的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优势，而且要在东方文学理论、东方民间文学方面有更突破性的成就。在东方古典诗学（特别是印度诗学）方面，金克木（《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顺庆（《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昆仑出版社，2006年）等学者已经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但在诗学原典的翻译和研究、以及与中西诗学的比较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就更不待言。
如何在全面掌握东方民间文学史料的基础上，沿着本书作者们设定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三个既定目标（尤其是第三步《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建造完整的东方民间文学大厦，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本书的印度民间文学部分，对梵语民间文学论述比较周详，但对中世纪以前的、梵语以外的印度其他语种的民间文学介绍得不多。作为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学集散地，印度民间文学可以用“灿烂辉煌”四个字来形容，比其他东方地区有着更为深厚、丰富的民间文学，如果能够将梵语以外的、南印度的民间文学综合呈现出来，对理解整个东方、甚至东西方民间文学关系都大有裨益。
笔者认为，在史料方面，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史料的范围。不仅要利用东方各个国家（或地区）采录的民间文学资料、历代流传的民间文本、西方多家图书馆或博物馆（甚至个体）所收藏的东方民间文学写卷，而且要重视当前更多、更广泛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人（传教士、商人、士兵等）对东方多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采风成果。在体裁上，还有谶言、“荤故事”、“顺口溜”、乃至属于现代民间艺文的“网语”和“短信”等有待发掘，而对民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宗教乃至科技活动的复杂关系亦可深究，比如分析民间文学在东方不同地区的艺术表现、宗教活动中的民间文学元素、宗教文本中的民间文学成份、宗教传播与民间文学流传的相互作用、科技文献中记录的民间文学素材等等。
本书重视文本分析，对民间文学的“口传”特征分析尚未很好地贯彻始终。对该特征的突出分析，需要建立在相当辛劳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本书的第十五章“菲律宾民间文学”、第十九章“蒙古民间文学”中，有不少的田野调查成果，特别是有关菲律宾山地部落的洪水神话的调查，乃是作者史阳多次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而得来的。要对东方各地展开全面的田野工作，目前存在着种种实际困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只有利用各种机缘，或者深入实地或者利用对象地区已有的调查成果。因此，在理论方面，更全面深入地、更细致地分析东方民间文学作品的“口传”特征以及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形态，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当作一个具有历史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
在古代东西方文学的关系史上，要将清理民间文学在东方不同地区的传播与变异，与这些素材在西方不同文化区域中的流变研究结合起来，在东-东和东-西的双重层面上，进一步分析民间文学在东方内部的传播，以及对西方文学起源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破除二元对立的东西观，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揭示文化交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总之，今后的研究相当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