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晚，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课题组承办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图像系列讲座第二十四讲于云端顺利开讲。此次讲座的题目为《佛塔与曼荼罗：吐蕃显密佛教的新认识——藏西至河西走廊佛塔与汉藏交界地带八大菩萨造像的综合考察》，由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谢继胜教授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凇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廖旸研究员负责评议。来自北京大学外国学院南亚学系的段晴教授等学者专家也参与了此次讲座，约三百余名听众在线共飨了这场知识的盛宴。
讲座伊始，谢继胜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此次讲座的讨论对象为自西藏西部、经中亚地区至新疆一带的摩崖佛塔，以及汉藏交界地区胎藏界三尊与中台八院八大菩萨的造像。谢继胜教授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得出了一些关于显密佛教的新观点。讲座内容主要以谢继胜教授实地考察所得资料为依据展开，一共分为两大部分。
主讲人谢继胜教授
在第一部分中，谢继胜教授介绍了嘉峪关石关峡摩崖佛塔的情况，并结合相关典籍与佛教遗迹对该材料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与溯源。据谢继胜教授介绍，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基于他与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黑山岩画保护研究所李建荣及敦煌研究院文献所赵晓星共同完成的关于石关峡摩崖石刻的考察，相关的考察报告即将发表。谢继胜教授认为在石关峡新发现的这一部分材料，对吐蕃佛教史等史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在对石关峡摩崖佛塔的具体介绍与阐释中，谢继胜教授首先介绍了嘉峪关石关峡吐蕃摩崖石刻的位置。结合《释迦方志》、《重修肃州新志》、《沙州状》等文献以及卫星图、航拍图等材料，讨论了石关峡和玉门关的关系，认为石关峡很可能是唐吐蕃时期的玉门关。接着，谢继胜教授展示了该吐蕃摩崖石刻的照片及佛塔誊清线图与题记的藏文摹写，介绍了该摩崖石刻的基本情况，对雍仲符号的方向、藏文中出现的关键人名等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解读。通过将石刻上的逆时针右旋万字符与其他早期的佛像上的万字符对比，谢继胜教授肯定了早期佛教中也存在较多的逆时针万字符这一观点；借助多语种文献的记录，对达松杰(sTag sum rje)等名字进行比定和溯源，他借助敦煌藏文写卷（P.T.1199）达松杰、论勃董藏（bLon sdong bzang）、洪䛒(Hong ben)等同时出现的情形，以汉文卷子《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与之比照，确认记载达松杰名号的摩崖石刻年代在9世纪初，并以新疆麻札塔克藏文木简出现的阿摩支达松杰（’Aa ma [cag] Stag sum rje）确认河西走廊与于阗地区吐蕃军队的移动的关系。然后，谢继胜教授对该摩崖石刻上的庙宇样式、佛殿的局部构造以及汉文题字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判定这是属于八世纪后半叶至九世纪初的造像。他还提到在石关峡沟口，也有类似的佛塔，其上佛像也属于大约八至九世纪的斯瓦特造像风格。之后，谢继胜教授介绍了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达拉山的吐蕃岩画，通过分析这一片区域众多佛塔与石刻上的藏文书法特点等内容，他认为八至九世纪吐蕃人在河西走廊活动的范围可能比我们以前了解的更加广阔。
为了进一步解释石关峡摩崖佛塔与曼达拉山吐蕃岩画的来源，谢继胜教授分别展示了来自拉达克与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瓦罕走廊、通天河与澜沧江流域等地区的吐蕃佛塔石刻与藏文题字，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上，建构起了七到九世纪中亚佛塔图像与藏区及甘、青、川等地摩崖佛塔之间传播与互动的关系。谢继胜教授认为，佛塔摩崖刻石与早期岩画的形成有相同的动因和地理与地质文化环境，现今包含吐蕃岩刻的遗址都是古代岩画流行的区域。吐蕃人八世纪前后经由羊同、勃律通道进入中亚，并将吐蕃碑刻摩崖纪年方法随军阵传入当地，在当地犍陀罗、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下，与以佛法僧三宝为宗旨的佛塔供养紧密结合，出现了大量的佛塔石刻。谢继胜教授特意提到，在敦煌沙州为官的论董勃藏，其先祖就是吐蕃征伐勃律的统帅。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军队进入安西四镇、河西走廊沿线，乃至进入甘青川走廊，在有相同岩画语境下的地区留下同类刻石。此后，随着佛教胎藏界图像由汉藏边界地区传入青藏高原东部，在以河流为主的交通孔道上留下了佛塔摩崖石刻。谢继胜教授还提到，对这些佛塔图像的考察，有助于对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史进行重新阐释；另外，他还认为这些佛塔摩崖石刻的传播，可能与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有关。
在第二部分中，谢继胜教授重点考察了甘、青、川、滇地区敦煌胎藏界密教图像传播的路径。这一部分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认唐蕃时期胎藏界的简化形式。针对这个问题，谢继胜教授首先提出九到十一世纪的佛教图像有简化重组的趋势；然后参考一行的《大日经疏》、元杲的《胎藏界三部秘释》等文献对胎藏界三部三尊的布局问题及胎藏界密教的宗旨进行了梳理和解释，认为汉藏交界地区的摩崖造像均为文献中提到的这三尊，即大日如来、金刚手与观音；接着，他通过不空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以及这一时期的壁画、经幢、娟画等资料，展示了中台八叶院禅定印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胎藏界曼荼罗中心的构造，认为当时的吐蕃人应该比较熟悉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关系。谢继胜教授以四川石渠古藏文碑刻中明确出现的胎藏界曼荼罗金刚手院金刚大力明王，即秽迹金刚名号，可以确认汉藏交界地带造像属于胎藏界系统。
第二个问题为甘、青、川交界地区胎藏界曼荼罗的主要配置有哪些。谢继胜教授认为这一地区的胎藏界曼荼罗主要由莲花手、大日如来和金刚手构成。这类三尊造像在敦煌密教绘画中没有发现，主要出现在汉藏边界。原因有二，其一，简化形式出现较晚，即九世纪前后；其二，简化样式容易在摩崖石刻中表现，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像则不容易表现。以青海玉树勒巴沟大日如来三尊石刻为例，该石刻上有藏文题记与年号，内容为“顶礼大日如来佛、金刚手和圣观音，马年施造”，是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材料。
第三个问题：根据各地发现的摩崖文字与造像建立敦煌胎藏界曼荼罗传播的路径。为了构建这一路径，谢继胜教授从嘉峪关石关峡吐蕃摩崖石刻出发，相继列举了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岩画吐蕃藏文石刻、甘肃民乐县扁都口石佛寺、青海都兰吐蕃佛教石刻、青海玉树贝沟文成公主庙、青海玉树勒巴沟吐蕃石刻“大日如来三尊”、四川石渠邓柯照阿拉姆石刻、四川石渠洛须镇烟角村石刻、四川石渠须巴神山吐蕃石刻、西藏察雅县仁达丹玛札大日如来石刻、西藏察雅县香堆镇向康寺次曲拉康藏吐蕃八大菩萨圆雕石刻、西藏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大日如来佛堂、西藏芒康县巴拉村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西藏芒康县巴拉村摩崖石刻、西藏芒康县巴拉村新发现摩崖石刻、西藏芒康县纳西乡扎西沟摩崖造像等十五处的摩崖造像，介绍了每一处胎藏界佛像的特点，如有一些造像涉及到了《普贤行愿品》的内容，谢继胜教授提到在汉藏边境，《普贤行愿品》特别多，经常和胎藏界的三尊和八大菩萨连在一起；进入西藏芒康县之后，胎藏界三尊造像开始着吐蕃装。谢继胜教授还提出，汉藏边界石刻大日如来三尊之圣观音可能影响了南诏大理莲花部阿嵯耶观音的成型。通过整体考察这一传播路线，谢继胜教授总结说，前半段以佛塔居多，到了阿拉善，佛塔和胎藏界开始同时出现，而自藏东转折之后，密教的东西越来越多，佛塔则越来越少。
谢继胜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汉藏边界胎藏界佛教图像的重要性。他认为八世纪前后吐蕃佛教是以寂护、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中观体系与以汉僧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禅宗。开元三大士倡导的密教在八世纪以前的吐蕃佛教中并非主流，但在九世纪前后敦煌唐密借助图像的传播，经由河西走廊与青海丝路古道进入汉藏多民族接壤地区，规模较七至九世纪汉地佛教初传吐蕃的规模更大，可以看做是汉地佛教真正意义上向吐蕃的传播。
综合考察摩崖佛塔石刻与八大菩萨佛教图像的意义时，谢继胜教授总结说，因应九世纪敦煌密教的兴起，早期镌刻佛塔的大乘佛教洪流中汇入了胎藏界密教的成分，胎藏界三尊与八大菩萨逐渐进入摩崖石刻造像的系统。在九世纪初吐蕃势力衰微之际，吐蕃人从非常熟悉的丝路吐谷浑青海道转向进入青藏高原汉藏交界走廊，在相关交通要道上留下数十处胎藏界三尊与八大菩萨造像，最后进入云南，三尊中观音单尊的分离形成阿嵯耶观音的变体。中亚犍陀罗故地的造塔传统属于基础的大乘佛教系统，与《普贤行愿品》有意旨上的勾连，但三尊与八大菩萨属于唐密的胎藏界密教系统，两者都处在唐蕃多民族同一个佛教传播的进程中，显密相容，自藏西经由西域、河西走廊至汉藏交界地带的摩崖石刻佛塔与造像，完美地体现了吐蕃佛教“显密交融”的特点。这也是唐蕃时期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写照。
廖旸研究员对讲座进行了精彩的评议。她首先对谢继胜教授丰富的讲座内容表达了钦佩，认为基于相关的学术渊源与乡土感情，谢继胜教授对吐蕃时刻的梳理非常完整。廖旸研究员表示，讲座讨论了佛塔和摩崖造像两条线索，虽然典籍记载了大量的修庙和刻像，但较好地保存到今天的，是摩崖石刻这一部分，关于石关峡的摩崖石刻是非常新的材料，期待谢继胜教授的论文尽快发表；同时，谢继胜教授注意到了拉达克、巴尔蒂斯坦等国外的摩崖石刻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做了非常好的讲述，通过对这些零星的区域考察，尝试把个别的现象连接起来，给我们思考吐蕃佛教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可能；另外，由于摩崖石刻的年代不好判断，谢继胜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通过藏文的书法特点、关键的人名、服饰特点等内容的比定确定了石刻的大致年代；最后，综合考察佛塔与胎藏界佛像的传播路线时，谢继胜教授特别强调了军队的作用，为我们思考这段历史提供了很多线索。
主持人李凇教授 主讲人谢继胜教授 评议人廖旸研究员
评议结束后，与会听众踊跃地向谢继胜教授提出了问题。谢继胜教授一一作了解答。最后，主持人李凇教授对谢继胜教授博大精深的演讲、廖旸研究员的精彩点评以及与会者们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他认为谢继胜教授坚持使用第一手材料，缘起图像，将多个地域的相关石刻联系在一起考察，尤其注意到了实物与当时社会人群之间的关联性，勾勒出七至九世纪左右汉藏边界吐蕃佛教的传播脉络，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了帷幕。
（李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