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研究员举办讲座，题为“11-15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以星曜佛母为中心”。此次讲座是北京大学东方文学图像系列讲座的第十五讲，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课题组的系列读书班活动之一，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陈明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教师张哲博士、熊燃博士和多名硕博研究生积极前来，参加了此次讲座活动。

廖旸研究员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星曜佛母（Grahamatṛkā）图像志的三种基本类型划分；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献源头、不同宗派的修持仪轨和教法传承体系，梳理了前两种图像志类型（Ⅰ型和Ⅱ型）各自的发展轨迹和大致的年代、地区分布，并论及了《圣曜母陀罗尼经》的汉译本和星曜佛母图像及相关仪轨在汉地的影响。接着，她以星曜母的神格化过程为线索，首先从词源学角度出发讨论了从梵文matṛkā到汉文“母”一词的人格化过程，并推测该词与阴性名词陀罗尼在意义上的相关性。然后，列举大量艺术史材料并结合《作法集成》、《曜母供仪》、《第三品事续部曼荼罗安立•诸曜母曼荼罗》等文献资料，以西夏黑水城星曜曼荼罗中出现的诸神祇图像、序列方位及功能为起点，对比现存各种《金刚鬘》图中可以找到的星曜佛母图像及其于坛城中所居位置，并与西藏江孜白居寺中的星曜佛母塑像及殿绘曼荼罗壁画进行比照分析，勾勒出12-15世纪在从尼泊尔到西夏、西藏及至汉地等多个地区佛教艺术的兴盛和密宗各教派文化的流行下，星曜佛母从陀罗尼咒最终人格化为一种具有特定图符内涵、供养仪轨、星学背景和传承体系的图像类型的历史过程。接下来，廖旸研究员又将在各种图像文献中与星曜佛母在同一语境下出现过的五护佛母、大孔雀佛母、直日七女神、白伞盖佛母、斗母等神祇的图符特点、位置及功能进行了列举，并说明了它们同星曜佛母之间的关联，由此从信仰内涵的角度展现了星曜佛母图像流经地区的文化勾连，以及这些神格在各自文化内职能与位置的扩充与调整，并涉及图像传统的继承、创造与发展。在余论部分，廖旸研究员又结合汉译密教文献及敦煌的《护诸童子女神符图》等材料，指出星曜佛母与印藏佛教中用来医治疾病的各种童子陀罗尼经中“曜母鬼”信仰的可能性关联，并尝试勾勒出从带来祸患疾病的鬼魅（Grahā，揭啰诃）改变为平息祸患、祛除疾病、延长寿命的女神，星曜佛母在人格化过程中其身份的重大调整。

讲座现场

廖旸研究员此次讲座展示了她近些年来对“11-15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问题持续关注的最新心得。这是系列研究的第三篇，前两篇分别以炽盛光佛和白伞盖佛母为中心，已经刊发于沈卫荣主编《大喜乐与大圆满——庆祝谈锡永先生八十华诞汉藏佛光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本篇在思路上继续沿着图像志研究的方法，“对形象背后、神祇之间的关系与意义进行探究”，以揭示“同一本体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增衍变化”及其内在规律。本讲座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宋元以来印、汉（含藏、西夏、蒙古）宗教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对图文关系的角度具体理解佛教神祇图像的生成、演变和流传的复杂过程。

陈明教授对廖旸研究员的讲座做了提纲挈领的总结，指出该项研究虽然所用材料以尼泊尔和西藏地区的为主，但是其所涉及的文化体系并不单一，而探讨某一神祇或某一类神符的衍变过程，本身就是涉及多种文化体系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医疗与星学方面，若从印度教的文献切入，还可能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另外，在藏传《四部医典》和藏译的《八支心要集》等典籍中，也有不少有关Grahā的资料。在图像资料方面，关于七母神和星神的印度资料也还可以继续挖掘。在印度史籍资料之外，还可以从房山石经等刻本资料、敦煌的佛经目录再去寻找线索，日本（除《大正藏》图像部之外）也还有可供进一步挖掘的资料。

参与学者合影

张哲博士从东南亚佛教艺术的角度进行了补充，她指出，密教在12-14世纪的缅甸及东南亚其他佛教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信仰宗派，其造像特征上与印度的帕拉（波罗）艺术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尼泊尔的Ⅲ型星曜母木雕在造像形态上似乎令人联想到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戴冠型佛教造像。熊燃博士进一步补充了印度教对泰国地区神祇系统的影响，提出一些印度教和佛教所共有的神名在泰语中的词语形态和文献中所出现的语境，可能暗示着更多源自印度教的影响成分。陈粟裕博士也积极参与了讨论。此次讲座在愉快的切磋中顺利结束。

（熊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