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撰
张幸（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研究生） 译
[本文评论的论著是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原由唐均（John Tang）以英文发表于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Volume 32, Number 1 & 2, Spring/Summer 2004。作者衷心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和中国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徐文堪编审对全文的细致审校。——作者按]
从最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赫梯语楔文文书直到17世纪才最晚罗马化的阿尔巴尼亚语文献，印欧语系有文字记载的成熟资料历经了漫漫历史长河。相比之下，远东地区属于汉藏语系的大部分语言历史文献却十分缺乏，特别是表音特征明显的文献甚少。在以往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埃德金斯（J. Edkins）、施莱歇尔（G. Schlegel）、孔好古（A. Conrady）、波里瓦诺夫（E. A. Polivanov）、詹森（Hans Jensen）、谢飞（R. Schafer）、乌伦布鲁克（J. Ulembrook）、乌尔翁（T. Ulving）、张聪东（Tsung-tung Chang）、蒲立本（E. G. Pulleybank）等几位学者运用成熟的印欧语言理论对尚待拓展的汉藏语系已率先垂范。这些学者中有些认为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是同源的，而另一些学者则为这两种语系没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完全是语言外在交流相互接触的结果。尽管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关系迄无定论，周及徐先生还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对汉语和印欧语言的词汇做了历史比较。他选择汉语是因为汉语是汉藏语系中非常独特的一门语言，历史源远流长而且文献记录丰富。
这本书渊源自周氏的博士论文，书中详尽阐述了从上古汉语(本文中例词以**标记)到古汉语(本文中例词以*标记)再到中古汉语的语音结构变化，其内容包括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书中印欧语源学方面的材料主要引自有限的几本印欧语源学词典。他即未对不同印欧语言的词源演变作出任何交代，这就很可能误导读者的理解，并且得出有争议的结论。作者关于汉语的葫**gaar、*gaa、γu“蒜”和英文garlic语音一致性的论述[1]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首先，书中引用的汉语文献，如《玉篇》和《本草纲目》，都是公元以后很多年的论著[2]，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3]。而英文的garlic ＜ 古英语gar“矛”＋leac“韭”，以及这种植物的名称似乎源于印欧语系中不同的词源，如德语的Knoblauch、葡萄牙语的garlic、西班牙语的ajo、法语的ail、意大利语的aglio、拉丁语的ál(l)ium、俄语的чеснок、希腊语的σκόροδον、波斯语的sīr、梵语的rakta-lazuna。很难解释一个原始印欧语词根能够演变出这么多种不同的词形。另外，作者认为汉语的缥**phleug、*phleu?、phĭeu与印欧语的“蓝色”系列语汇相对应。前者可追溯自一个最原始的语义项“织物的颜色”，但后者却源自一个原始语义项“光”[4]。这些最根本最原始的语义项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这些词的语义差异与作者的词源认定相冲突。
即使根据作者的逻辑推理，我们也会发现他的一些关于语音一致性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例如作者把上古汉语文字与所谓的“拉丁语复合词”进行一一匹配时就犯了错误：汉语的赴**phlokes, *phlos, phĭu 与英文的proceed ＜ 拉丁语的procedere之间[5]；汉语的延**ewol(?),*ian, jien ／ **iwols, *ians, jien与拉丁语的euoluere之间[6]。事实上，这些拉丁语“派生词”（不是“复合词”）是在它们从共同的原始印欧语演变出来很久之后才产生的。因此，作者所谓的语音一致性的假说并不能为他的理论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英文语法中与汉语语法体系内的“单纯词（singlound）”相对应的“复合词（compound）”这一术语和“派生词（derivative）”这一术语是有细微区别的。“派生词”这一概念是与罗曼语语法术语“词根（radical）”相比较而言的。
据周氏自称，他在该书中的所有探讨，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个史前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密切的接触[7]。由于这些密切关系还有待论证，该假设也就不能成为进一步推理的基础。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假设能够成为他立论的基础，我们也还得解释汉藏语和印欧语之间因文化接触而历经久远的前文字时代存留下来的共同成分。因此，来自原始印欧语语系中可资比较的词汇就不能局限于仅仅代表一两个语族的个别语汇：汉语的獸*hljurus、cĭ∂u对应英语的deer ＜ 古英语dēor、dīor、古弗里西亚语diār、古高地德语tior、中古高地德语 / 日耳曼共同语tier、哥特语dius[8]。实际上，这些印欧语语汇仅仅属于日耳曼语族。原始印欧语的这一共同词根* el-en-、*el-n-只是在欧亚大陆西部获得继承，而东部的印欧语词根早已为另起的复合词（原意“牡羊”）所取代：*gav-az-(na)- > 阿维斯塔语gavasna-、于阗语ggūysna-、粟特语H’wzn-、巴列维语gavazn[9]。因而，出自后起书面文献中的文化因素似乎就不能直接成为两个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充分理由。
此外，周氏给出的一些印欧语例证其最终语源并非印欧语。比如，拉丁语terra ＜ 凯尔特语*térsas ＜ 原始拉丁语 *tersa ／*térsa ／*ter-es-a，可能渊源自*taia ＜ 地中海语言*ta-，可以比较希腊语Γαι̃α、多利亚方言Γά、阿提卡方言Γή以及古埃及语ta[10]。实际上，所谓的地中海语言*ta-可以归结为亚非语系词根**te-“土地”＞ 古埃及语t3“土地”（见于纸草文献）＞ 科普特语*to、中部乍得语*tya’- ／ tyay-“泥沙”、东部乍得语*tyaw- ／ tyay-“土块儿”、低地东部乍得语*ta’-“沃土”＞ 沃洛摩（Oromo）语taa’oo[11]。拉丁语借用这一词根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000年。因此，即便是汉语族群和印欧语族群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过文化接触，由周氏举出的相关例证，如汉语的土**thaare、*thaa?、tu和印欧语terra系列词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12]，都是不能成立的。类似的还有以下的例证并不具备说服力：汉语的喉**goor、*goo、γ∂u对应民间拉丁语gorga ＜ 拉丁语gurgēs“喉咙”[13]；汉语的酺**baaks、*baas、bu对应英语Bacchanal ＜ 拉丁语Bacchus ＜ 希腊语Βάκχος ＜ 吕底亚语[14]baki-（见于Bakivalis一词中，等于希腊语的Διανυσικλέους）＜ 迄今未明的语源[15]；汉语的斧**plag、* plaP、pĭu对应梵语paraśú-、希腊语πέλεκυς ＜ 阿卡德语pallakku ＜ 苏美尔语balag“一种树木”[16]；汉语的赫**skraak、*qhraak、xak对应英语scarlet ＜ 中古拉丁语scarlata ／ scarletum ＜ 波斯语sāqirlāt“晒干的丝织品”＜ 阿拉伯语siqillāt ＜ 拉丁语sigillātus ＜ sigilla ＜ signum“标记”[17]；不一而足。
由于在评之书中的太多例证都有问题，也就不可能对其一一细致剖析。总而言之，虽然《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一书不乏新颖的想法和独到的见解，但缺乏严谨的推理、坚实的例证乃至充分的结论。因而，评论者赞赏是书作者的巨大勇气和孜孜努力，但就其整体效果而言则又另当别论。
[1] 参见周书第263－264页。
[2] 《玉篇》为中古时期中国的一部字书，由南北朝时梁朝（公元502－557年）人顾野王编纂，现今的通行本为宋 代陈彭年等人修订（公元1013年）。《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药典，为明代（公元1368－1644年）中叶李时珍所撰述。
[3] 关于大蒜自西向东流传的细节，亦可参考德裔美国人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Berthold Laufer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pp. 302-304）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4] 参见周书第170－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