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枫

（深圳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久远。三千年来，中印文学交流活动不绝如缕，硕果累累。2004年9月份问世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梵》），集当下印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中外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上，系统深入地审视、梳理并评析了中印文学文化交流史，表达出中印关系新的文化诉求。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卷首篇》掷地有声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梵典与华章》（下简称《梵》）一书由深圳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兼职研究员郁龙余担纲，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梵》书共有十二章，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纬，叙述跨度虽大，然条分缕析，蔓而不乱。以文学为主线，着力于文学作品的传播与评介，又不拘泥于此，叙述视野深入到中印诗学、哲学、艺术美学等领域的交流和互动。第一章《造福两国，泽及世界》提纲挈领，叙述中印源远流长的文学关系。而后各章，自古至今，不徐不疾，娓娓道来。

追根溯源，论印度文化言必称“吠陀”。《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代表的方向一直指引着印度文化的发展。《天竺黄钟，华夏和鸣》一章，从汉译佛典中的吠陀诗说起，言简意赅叙述印度宗教哲学思想。梵风悠长，绵绵不绝，《吠陀》作为印度古典哲学的源头，深深吸引着中国古往今来的僧人哲者，他们刻苦钻研印度吠陀哲学，并由此获得思想力量。

汉译印度佛典是个巨大的文化宝藏，包罗万象，不仅蕴涵着印度宗教哲学思想，而且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化类型：文学、艺术、美学、哲学、伦理，等等。翻译佛典，是中国首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为中印文化交流筑建了桥梁。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美学的深远影响，《禅光佛影，遍照九州》和《神像仙曲，庄严中华》二章叙述颇详。在文学上，佛教文学的传入直接促成了中国志怪小说的诞生，并深深影响了中国小说的章回结构、神魔题材和轮回报应思想。中国诗歌在韵律、语言、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深染佛教的气息。尤其是禅宗出现后，中国诗人以禅入诗、以佛入诗之风大兴。中国文人诗僧喜好佛禅，相互吟咏，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不少空灵的色彩。佛教 “唱导”、“转读”、和“讲经”，这些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启发了中国戏曲的说唱形式。佛教著名的戏曲如目连戏、观音戏等，在中国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与此同时，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还有各种各样鲜活的印度艺术。绘画上，“天竺遗法”、“凹凸花”，引发张僧繇、曹仲达等一大批中国画家竞相模仿。雕塑上，印度凿窟雕像的风尚以及犍陀罗、笈多式的造像风格传入华夏，为中国雕塑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音乐上，印度婆罗门曲伴随佛教日益融入中国音乐，从早期的“转读”和“呗赞”到梵声华音高度融合的《霓裳羽衣曲》，生动地展现了印度音乐和中国音乐融为一体的美好历程。艺术美学上，印度古典美学著作《梵天尺度论》中所提及的“尺度至上”的造像审美原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金科玉律。梵天尺度与中国技法相得益彰，赢来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经久不衰。

文化交流史也是思想互渗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文化样式外，而且“随风潜入夜”渗透到中国思想的内核。《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一章梳理了佛教思想在中华传播的思想轨迹。佛教初传中国，当时正流行黄老之学，各种神仙方术深入人心。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方面采取折衷的宗教策略，采用占卜、治病等手法，以迎合神仙方术，亲和百姓，扎根中土。一方面附和魏晋时代的主流思想——玄学，产生了“格义佛教”，涌现出支遁、道安、慧远、鸠摩罗什、道生和僧肇等一大批“名士型高僧”，他们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翻译佛经，对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贡献颇大。唐代，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建立典型的中国佛教——禅宗。禅宗把印度佛教的精神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提出顿悟成佛的学说，一枝独秀，深入达官贵族、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华夏大地，一时喜佛参禅之风蔚然而起。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诗人皆受禅学熏陶。不仅如此，禅宗穿透中国文化机理，浸染儒学、理学思想，周敦颐、朱熹、王明阳等理学家莫不移花接木，引佛入儒。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一直是中国社会、思想改革的一大动力因。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莫不概然。尤其是到了中国近现代，目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如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太虚等，无不自觉地从中汲取印度思想的养分，谋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佛教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集文史哲、图音美为一体，是中印文化关系的主旋律。但佛教绝非是印度文化的全部，印度的主流文化是印度教文化。吠陀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史诗文学的辉煌。《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皆卷帙浩繁，堪称印度宗教、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誉为“第五吠陀”。古代印度重神话不重历史，研究印度文学的学者，往往对印度文学作品的确切时间和作者均有束手无策之感。像对两大史诗这样的皇皇大作的书年代及作者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林深泉，荫泽东土》着力介绍两大史诗在印度的成书年代、版本、作者问题、内容框架和历代中国研究两大史诗的情况。中印文学关系由来已早，由史诗《摩诃婆罗多》可见一斑。诗中在描写古代印度战争时，竟出现有一个叫“支那”的国家，据考证，“支那”就是中国。史诗《罗摩衍那》对中国汉藏地区的文学影响颇大，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云南傣族史诗《兰嘎西贺》皆脱胎于《罗摩衍那》。更为学界关注的是，汉族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与《罗摩衍那》中所塑造的印度神候哈奴曼竟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两大史诗外，印度民间故事为中国民间故事提供了范本。被誉为“故事王国里的皇冠”的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传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柯尔克孜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皆借鉴吸收，许多少数民族的若干民间故事与《五卷书》的故事如出一辙。

在印度古典文学的排行榜上，除四大吠陀、两大史诗、《五卷书》外，不得不提及迦梨陀娑——印度古典文学家中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五天屈子，千古一美》叙述了他的抒情长诗《云使》如何折服中国唯美主义读者。《云使》描述了一个与新婚妻子分隔两地的药叉，在雨季来临之际，祈求天上的一片雨云充当他的使者,将他的思念之情捎给远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妻子。这首诗以巧妙的艺术手法渲染出缠绵而真挚的情感，引发人们高度的情感共鸣。习惯于抒情诗的中国读者在诗中既能领略到印度诗歌独特的韵味，又能感受到中印两国诗歌的巧合之处。金克木、徐梵澄、柳无忌等都对《云使》赞不绝口，并曾亲历亲为将其翻译为汉语。迦梨陀娑的剧作《沙恭达罗》更是享誉世界，它是我国迄今为止译本最多的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两度搬上我国现代舞台。而真正开始注意迦梨陀娑戏剧的重要性，并对该剧最为推崇备至的当数苏曼殊和更敦群培，这两位近代的佛门奇僧分别将《沙恭达罗》翻译成汉文和藏文。

如果说迦梨陀娑是印度古典时代文坛的明星，那么泰戈尔则是印度现当代文学家中最光芒四射，最当之无愧的巨星。他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千丝万缕。作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泰戈尔是虔诚的，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熟识和热爱，尤其对圣贤老子和诗人李白更是推崇有加。他能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地援引中国道家经典与唐代诗歌为我所用。作为对中国新文学的引导者，他是诗意的，沈雁冰、郑振铎、徐志摩、冰心、李金发等新时代诗人无不尊崇他为诗圣。《梵佛新声，故人拊掌》从“泰戈尔视界中的文明”，“泰戈尔1924年访华”以及“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泰戈尔与中国文化文学的不解之缘。尤其是白话新诗运动、新月诗派、问题小说和现代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泰氏的影响。与泰戈尔在中国的赫赫文名相比，普列姆昌德，这位被誉为“印度的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便显得“润物细无声”。他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是在乡土文学方面，乡土作家刘绍棠和浩然的创作受普氏影响较为突出。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除泰、普两位文学家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辨喜、尼赫鲁、拉达克里希南等。《滔滔江汉，贤豆汲之》一章，从印度学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叙述中印关系。由于殖民统治造成隔膜已久，辨喜、尼赫鲁、拉达克里希南等印度学者在第一手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解读中国文化，难免产生误解。但是，正是这种因时代因素造成的文化误读，为中印关系写下别开生面的一笔。

 “你来我往的”中印文学文化交流史中，“印度之来”是声势浩大的，绵绵不绝。相比之下，“中国之往”是涓涓细流，偶有浪花。古代有法显、玄奘等赴西天取经，鸠摩罗什、达摩等东来汉土，现代则有谭云山、师觉月等不遗余力，致力于印度“中国学”的建设。《汉云梵月，华竺文忠》空间转移，陈述发生在印度的中国学。谭云山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院院长，旅居印度逾50年，研修梵文佛理，建树颇深。除了研究、学习之外，他主要是向印度传播中华文化。他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中华民族的赤子忠臣。在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他以他的忠义和才华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谓功比玄奘，德配鉴真。师觉月是印度婆罗门的后裔，曾在中国学院学习过，后转辗求学，遍求名师，并长期供职于中国学院，终其毕生精力于汉学，成果丰硕，超乎时贤，是印度现代中国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汉云梵月，互相映衬，他们对中印文化交流，对印度中国学的建设，功莫大焉。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学术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印度学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传统印度学已逐渐转型为现代印度学。这个转型过程中，涌现了大一批优秀的学者，其中季羡林云峰嵯峨，以其世界公认的专业学术成果宣告中国现代印度学的正式建立。《继往开来，华梵共尊》深入浅出叙说季羡林历六十余载，创新梵学的文化苦旅。几十年来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季羡林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交流、印度文化历史、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东方文化研究、印度古典名著翻译和散文创作、序跋写作等方面硕果累累，非五车可喻。一代宗师，其学泱泱是一方面，季羡林更注重的是道德文章。他的学术品格，令人敬之仰之；他一生的治学之道，对人不无启发。即使耄耋之年，住院疗养，季羡林对学术道德的追求，依然如故，令后习之士感叹唏嘘，钦佩万端。本书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季先生指出了稿中（本书卷首篇《对话录》）一个错别字，说不是‘年老年弱’，而是‘年老体弱’吧。……一个年近花甲的教授，反复核对了几次，还得由一个年过九旬的老教授来纠正错别字！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季羡林以他在印度学上的建树和学术道德，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永远令人叹之，仰之。

中国现当代研究印度古典文学、诗学的学者中，金克木和黄宝生，出类拔萃，贡献特殊。《舞论诗镜，神州可鉴》对这两位当代学者的为学及著作有所评介。他们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卓越的学术成果，将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诗学的研究，与世界先进国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金克木对印度文学、哲学、美学和佛学，研究精深，他曾不遗余力翻译《梨俱吠陀》诗篇、《云使》等印度古诗和《舞论》、《诗镜》、《韵光》、《文镜》等印度古典诗学。并大胆地对印度文学进行梳理，撰写《梵语文学史》，于平实中叙述深奥理义，让人如沐春风，醍醐灌顶。黄宝生，是季羡林和金克木的受业弟子，在印度文学研究上承袭老师的风格，又在印度诗学理论上青出于蓝，数十几年埋头笔耕，著出发愿之作《印度古典诗学》一卷，全面介绍梵语戏剧学和诗学，终成当代中国印度诗学研究最富成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