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老友龙余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毕业后一直有志于中印文学研究。在1986年出版的国内第一套大型比较文学丛书（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他担任《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一书的编选。该书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到季羡林、金克木、吴晓铃、周一良、苏雪林，广集中印文学研究的著名篇章，为开辟中印比较文学之路安置了一块重要基石。后来他又主编了《中印文化异同论》、《东方文学史》、《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等，进行了相当丰厚的资料积累，并在积累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发表了《中国印度文学比较》、《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合著）等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出版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不仅一般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而且着重研究了前人较少涉及的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如“辨喜（SwamiVivekananda）与中国文化”、“尼赫鲁的中国发现”、“拉达克里希南(Sarvalli Radhakrishnan) 与儒释道”、“师觉月的中国缘”等都是颇有创意的新篇。
龙余对于中印文学的研究称得上是“十年积累，十年思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不免断断续续，但始终是连成一线而结出了硕果!目前这部《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不愧是在坚实的学术资料基础上长期铸造出来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资料之详瞻有目共睹，特别是从汉译和藏译佛典中，发掘出丰富的诗学资源，更是难能可贵；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驾驭资料的观点和能力，也就是作者在取舍详略中对资料阐释的原则。龙余在这方面有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中国和印度诗学的比较研究，深入认知两国诗学的内涵和特质，进而观照西方诗学，确定中印诗学的正确位置。这就形成了他一再强调的既要消解妨碍学术健康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又要反对狭隘的中华本位思想；这个原则使他的书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时空坐标上有了古今中外的明确定位。
更重要的是龙余还特别强调构建全书的精神是“求真不求圆”。求真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求圆就是决不因追求某种观念性的“体系”完整，而不顾事实地、人为地对资料进行裁剪和增删。在举世都热衷于建构“体系”之际，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就说过 ：“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附录，柏林底兹出版社1953年，第36-37页）更有甚者，“体系”一经建立，就不可能不封闭。如果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就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完整，随即封闭，只有突破这个封闭，才能创新，才能前进。这就是“体系”的崩解。我体会龙余说的“求真不求圆”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不为追求完整的“体系”，以至因此而不得不虚构；另一个是不面面俱到，“八面求圆”，而是以真为唯一准绳。正是以上的这些原则和精神保证了全书的科学性和理论水平。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自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第一轴心时代以来，一直与古希腊、波斯、以色列等并列为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在西方文化一枝独秀的今天，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研究对于维护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发展尤其重要。但是，在我国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界，对于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等现象却研究得还很不够。虽然，早在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强调说过：“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文艺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鲁迅说这番话，时间已过去了将近100年。在这100年间，虽也涌现了不少优秀学术论著，如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等，但这还远远不够。季先生自己说：“我一直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了却我一生的心愿。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尽力去做。不过，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进来”（引自“华夏天竺，兼爱尚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141页）。先生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许许多多青年学者正在参加进来，大大充实了前辈开拓的这一重要领域，不少学生也已经开始对这一“冷门”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一书中，“中印庄严（修辞）论诗学”一章的作者汤力文曾是1995级硕士研究生；“中印韵论诗学”的作者杨晓霞是1999级硕士研究生，2005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深大任教；“中印诗学现代转型”的作者刘朝华是2000级硕士研究生，现在以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博士生的身份在印度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中印艺术诗学”一章的蔡枫，她是深圳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但对中印艺术研究的功力已是不同凡响。以上青年才俊都是龙余的学生。此外，龙余还有两位硕士毕业生正在北大东语系攻读博士学位，两位今年要毕业的硕士生这几天正在北大考博。他们都是深圳大学的骄傲，也是龙余在“十年积累，十年思考”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培育出来的新生代。从他们可以看到一支研究中印文化的年轻学术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8届年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会上欣闻刚上任的正副校长（两位皆毕业于人文学科，这在全国绝无仅有）高瞻远瞩，决定在深圳大学成立“印度研究中心”，我坚信这个中心必将发挥它的地缘优势，与印度学术界建立密切联系，同时聚集我国南方的印度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发掘更多滇藏一带的中印文化资源，为新世纪多元文化共生的伟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06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