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筱茜

     在这次报告的一周之前，四川发生了严重地震。面对轻松而就的慷慨文字，我忽然有了一些犹疑——渺小如我，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妄谈许多事情：生死、家国、生民以及自然。

     我的父亲是1976年唐山地震的幸存者，他亲手挖掘生命，掩埋死亡，那年他只有十九岁。于是于我，地震成为我生而知之的残忍而沉重的存在，每年7月28日父亲都会和当年的战友聚会，举杯敬天，敬地，敬逝去的战友和亲人。32年过去，那个七月对于父亲而言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忘记的夏天。

     一位学习心理的朋友告诉我灾难的印痕是难以消除的，哪怕时过境迁表面已经风和日丽。对于每一个个体，尤其劫后余生的幸存者而言，痛苦的体验如此真实，让人难以面对。有些人会有内疚心理，因为幸免于难，当时没有有效行动救助其他受难者，也可能会强调自己的无力，于是灾难成了一个禁忌，也成为无法走出的阴影。

    然而真正消愈痛苦的方法并非回避，积极地面对创伤性的回忆是处理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最有效的方式。从心理学上讲，心理治疗的目标之一就是使病人面对现实，从而削弱以至消除病人对以往创伤的情感体验和反应。初期目标在于减轻焦虑症状，缓和情绪痛苦，鼓励诉说痛苦体验，并使其明白他们现在的症状不会导致发疯，是能够完全康复的。只是这个过程对于医师是艰难的，对于患者更是痛苦的。

    关于文学的功能历来争论很多，兴观群怨之外，对于文学的治疗功能，也有很多人研究（如叶舒宪老师主编之《文学与治疗》）。在此我无意也无力于承载一个如此深重的文化人类学命题，只是在灾难又一次真实降临之时，我更加感到这一切的必要。我们都需要学习和引导，努力清醒地面对创痛，走出灾难的阴影。

    这个时候我想起大江健三郎。此前，我曾怀疑以我之微薄，可以讲述的是怎样一个大江——是在将天生残疾的儿子培养为作曲家的父亲大江？是德高望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大江？还是那个始终奔走战斗着的有良心的日本人大江？

而后我发现，原来作家的生命里经历过如此多的不幸，童年时代陷入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生而为一名“加害者”，而后随着战败信念崩毁，在战后的迷茫中成长，婚后长子出世即有先天残疾，一直所伸张的正义被不断践踏和质疑……

作为一个人，大江似乎可以说是经历了最大的失望。重重灾难笼罩着他，他用作品记录痛苦，真实而绝望。然而他却并未真的绝望——阅读大江，我在死亡中看到新生，绝望中找到希望。他是劫后余生，敢于直面真相指引希望的医师，他是大难来时不顾生死，警醒守望的智者。

他说，“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们报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