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

史诗常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史诗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质，蕴涵了一个民族在形成之初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不仅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史诗把“处于英雄时代的情况，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表现出来”，一部优秀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1]。

东南亚是世界著名的民族博物馆、宗教博物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宝库。其中，菲律宾民族众多、语言多样，尤其是僻远的海岛上和热带山林中的原住民族，吸引了国际学术界众多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目光。关于菲律宾民族的数量，不同资料的统计结果有所差异，较少的统计称共有85个民族，较多的统计显示多达115个。在这些统计所界定的民族之下，还有不少操不同语言的族群，这意味着菲律宾语言的数量更为丰富。1968年，巴斯卡西奥（Emy Pascasio）的统计显示菲律宾共有70种语言。随着调查人员深入到群岛各地，尤其是对僻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新发现和确认的语言不断增多。1980年麦克法兰（McFarland）的统计显示，菲律宾共有语言118个。2000年《民族学：世界的语言》的统计显示，全世界共有6809种语言，其中菲律宾有171种。[2]

史诗既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口头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又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在菲律宾民间文学中，史诗是较为发达的一种体裁。菲律宾的史诗文化非常丰富，许多民族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史诗。菲律宾各民族史诗大多讲述的是该民族或部族英雄的神奇经历和伟大业绩，以英雄人物为叙事主体，菲律宾本土学者甚至认为“史诗是菲律宾民间文学最为巅峰的部分”[3]。据不完全统计，菲律宾各民族有一百多部英雄史诗，[4]其中已经由学者搜集、整理、转写、翻译并最终发表的史诗有20多部。[5]菲律宾的平地民族历史上受天主教较深影响，已发现的史诗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吕宋（Luzon）地区和中部比萨扬（Visaya）地区，包括伊洛哥族（Iloco）的《兰昂》（Ti Biag ni Lam-ang，全译作《兰昂的一生》）、比科族（Bicol）的《伊巴隆》（Ibalon）、班乃地区（Panay）的《拉保东公》（Labaw Donggon，又称Hinilawod）。菲律宾的山地原住民族分布在僻远的山区和海岛，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特质，今天已在吕宋岛北部山区、南部棉兰老岛穆斯林地区发现了大量活形态英雄史诗，包括伊富高族的《呼德呼德》（Hudbud）、卡林加族（Kalinga）的《乌拉林》（Ullalim）、加当族（Gaddang）的《鲁马林道》（Lumalindaw）、巴拉望地区（Palawan）的《库达曼》（Kudaman）、马拉瑙族（Maranao）的《达拉根》（Daragen）、《图瓦安》（Tuwaang）、棉兰老地区的《阿格约》（The Agyu）、《马达帕格》（Matabagka）等。

虽然菲律宾曾遭受了近四百年的殖民统治，外来天主教文化大量传入，[6]二十世纪以来又迅速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但是菲律宾诸民族的史诗和其他口头传统一起大都得以保存，史诗依然保持着“活形态”的特征，在民间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流传着。《呼德呼德》、《达拉根》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知名的民族文化经典。但由于译本缺乏的缘故，我国学术界对于一个如此丰富的史诗宝库还知之甚少，有待开展研究。

史诗的分类和分布

在民俗学研究中，通常根据史诗所讲述的内容，把史诗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就产生的年代而言，英雄史诗比创世史诗要稍晚一些，一般认为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或“英雄时代”——即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确定的时代。英雄史诗以英雄业绩为题材，是该民族、部族口头的历史叙事。

在我国，“北方民族中流传着几百部英雄史诗，南方民族中间传承着大量形态更为古老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7]。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多是创世史诗，而且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又被称为“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今天已被民俗学者划定为“中国南方创世史诗群”。迄今，我国南方民族创世史诗已译成汉语出版或形成民俗文本资料的有几十种之多，包括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云南楚雄彝族的《梅葛》、云南楚雄彝族和红河哈尼族彝族的《查姆》、大小凉山彝族的《勒俄特依》、云南弥勒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云南纳西族的《崇搬图》（意为《创世纪》），广西布怒瑶族的《密洛陀》，云南白族的《开天辟地》，云南哈尼族的《奥色密色》，贵州东南苗族的《苗族古歌》，佤族的《葫芦的传说》，傣族的《洪水泛滥》，独龙族的《创世纪》，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僳僳族的《创世纪》等。

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曾经历了频繁而残酷的掠夺战争阶段，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地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这样的社会生活在这些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上留下了深深印记，这种历史记忆与当地源远流长的口头传统结合起来，也孕育出一批民族英雄史诗或具有英雄史诗性质的诗篇。在形式上，这些史诗是原始神话和创世史诗的传承和发展，讲述该民族现实生活中的英雄的伟大业绩，包括了彝族的《铜鼓王》、《阿鲁举热》、《戈阿楼》，傣族的《厘俸》、《兰嘎西贺》、《粘响》，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争战》，普米族的《金锦祖》和《支萨·甲布》，羌族的《羌戈大战》和傈傈族的《古战歌》[8]。这其中，云南景谷傣族的《厘俸》讲述的是英雄俸改和海罕、桑洛之间征战的故事。战斗规模非常宏大，战事也进行的非常激烈，战鼓震撼了茫茫森林，战火烧毁了无数村寨。彝族的《谱牒志》上讲述了创世纪之后产生的六大部落群体之间，时而杀牛结盟、联姻相亲，时而又兵戎相见、你争我夺。在这些纷乱之中，各部落产生了一个个英雄，率领族人征战。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先讲述了自然界万物从混沌中不断演化而成，接着东族和术族不断争斗，最终白界的东族战胜了黑界的术族，世界终获光明。羌族的《羌戈大战》是具有英雄史诗雏形的史诗，讲述羌人与戈基人的征战，其中两族人相互比武、斗智的情节奇特而曲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常与本民族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诗中往往是先讲述创世的经过，紧接着就讲述英雄率领族人征战和迁徙，也就是说，这些英雄史诗已融入到该民族的创世史诗集合之中，这与我国南方民族中创世史诗相对于英雄史诗要丰富得多是分不开的。

菲律宾各民族的史诗基本都是英雄史诗，讲述本民族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为了部族利益率领族人历险征战、迁移他方，并追求个人爱情的伟大业绩。这些菲律宾民族也有丰富的讲述创世和起源的民间叙事，在内容上与我国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比较接近，不过在民俗学研究中，这些民间叙事和口头传统通常都归入神话的范畴。战争和婚姻是世界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最为核心的两大主题，菲律宾史诗也不例外。菲律宾各族的英雄史诗都是以史诗英雄的历险经历作为情节主线，所以可以用历险活动的具体情节作为标准把菲律宾史诗分为两大类——浪漫史诗和战争史诗，以及另一小类——迁徙史诗。

浪漫型史诗中，英雄的一系列历险行为主要是为了寻找爱情或者为了本部族联姻，英雄爱上了一个女子后不断追求，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冲突、争斗、和解等事件后，最终和心上人结婚。战争型史诗中，英雄为了家族、村社或部族的利益、生存和荣誉，为了保护其家人、帮助他人，开赴征程，和敌人、恶魔、敌对部族等血战，打败了对手，证明了自己的超凡能力并赢得族人的尊重。迁徙型史诗中，英雄率领家族、部落，为了逃避苦难或邪恶势力，跋山涉水，定居他方，追求幸福生活。大多数菲律宾史诗是前两类，迁徙史诗相对少得多，但这一类反映了民族迁徙作为人类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不过，这三种类型史诗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三种类型指称的是菲律宾史诗中最主要的三种内容，几乎所有的菲律宾史诗都不同地兼有上述两种甚至三种内容成分；与此同时，常常又总会有某一种成分在整个情节中居主导地位。所以，把某一史诗归为某一类并非意味着它只有该类情节，而是很可能还有其他类的情节与之并存，只不过是该类内容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在意义上更为重要。比如许多浪漫型史诗中，英雄经历的考验就是为了家族和村社的利益而征战。

菲律宾浪漫型史诗的代表是伊洛哥人的《兰昂》、卡林加人的《乌拉林》、加登人的《鲁马林道》和巴拉望地区的《库达曼》。在这些爱情史诗中，有的男主人公只追求一位女子，如兰昂只对卡诺扬（Cannoyan）表达自己的爱意；有的男主人公则同时或先后与多名女子产生爱情，如拉保东公先后追求过三名女子，并最终娶她们为妻。这些史诗中，往往还涉及到为了争夺恋人或为家人报仇雪恨，英雄去历险、进行战斗的情节，即战争的内容也被纳入到史诗之中。例如《兰昂》中英雄兰昂最初就是为了报杀父之仇开始了各种历险，报仇雪恨之后才开始追求卡诺扬。

战争型史诗的代表是伊富高人的《呼德呼德》、棉兰老地区《阿格约》和《马达帕格》，这些史诗共同的中心内容是主人公为了部族和村社的生存，带领人民进行英勇的战斗。在棉兰老多个民族中广泛流传的《阿格约》讲述了阿格约父子带领人民外迁、返回和击败敌人等一系列的传奇经历。《呼德呼德》讲述了阿里古荣带领汉那卡（Hannanga）族人和达利格迪干（Daligdigan）族人进行战斗的故事，战争持续了三年，最终和平解决，两族的首领也互相联姻。《马达帕格》是菲律宾已知的唯一一部主要讲述女英雄的史诗，讲述了马达帕格为了拯救自己的部族，不惜以身相许，嫁给掌管宝物的神，最后偷得宝物、拯救部族的故事。

迁徙史诗讲述的通常是因为受自然环境所迫，或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不得不离开民族发祥地，进行长途迁徙来到今天的居住地，史诗中充满了凄苦悲壮、思乡依恋的情怀，内容上包括民族压迫、反抗斗争等要素，同时也会出现杰出的英雄人物，率领族人战胜困难，靠着顽强的毅力和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最终取得迁徙的胜利。菲律宾的迁徙史诗反映了各民族先民历经千辛万苦迁徙、定居的历程，表达了追求本民族繁荣发展的理想式的诉求，比如，《兰昂》中兰昂带领族人迁徙他处，从而避免了与伊戈洛人之间的仇杀，让伊洛哥人恢复安宁与平静；《阿格约》中，阿格约最终来到了纳兰达安这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之地，这也正是马诺博整个民族的理想。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迁徙史诗，它们与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一样在该民族中被视为是本民族真实的历史。我国南方民族迁徙史诗有些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史诗，有些则是在该民族长篇创世史诗中情节丰富、篇幅较长的关于迁徙的篇章，也可以把这些篇章视为迁徙史诗。较有代表性有苗族的《鸺巴鸺玛》和《爬山涉水歌》、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等。创世史诗与该民族的创世神话一脉相承，是由众多神话连缀构筑而成的韵文体叙事系统，可以认为是韵文化、体系化了的神话或韵文体神话体系[9]。

史诗的活形态特征

菲律宾史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活形态”史诗。菲律宾著名民俗学者尤汉尼娅曾总结了菲律宾史诗在形式上的三大要素，即：（1）具有一定的长度，（2）表现形式为具有韵律的诗歌，（3）被人们吟唱或诵唱[10]。另外两位菲律宾知名民俗学者曼纽尔和迪米特里奥也都提出，应把“作为当地信仰而被吟唱”归纳为菲律宾史诗必不可缺的重要特点[11]。可见，吟唱被学术界视为菲律宾史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与世界其他一些民族仅存于文本状态的史诗是不一样的。菲律宾史诗的活形态、重视吟唱的特点可以直观的从史诗的命名中管窥。菲律宾史诗常用该民族语言中表示歌唱或吟唱的词语来命名，比如伊富高人的“呼德呼德”（hudhud）、苏巴农人的“古曼”（guman）、马巾达瑙人和马拉瑙人的“达拉根”（darangen）、曼萨卡人的“迪沃特”（diawot）这些词在当地语言中都是“歌唱”的意思。马诺博人的史诗甚至还有奥瓦京（owaging）、乌拉京（ulaging）、乌拉新翁（ulahingon）、乌拉新安（ulahingan）等多个源自同一词的多个变体的称呼，这些变体无一例外都是“歌唱”的意思。这些地方式的词汇，明确地表明在这些民族中，原住民们可能并不知道现代民俗学中所谓的“史诗”，在当地存在的乃是一种地方性的口头吟唱传统，所以当地人用“吟唱”、“歌唱”的词汇来指称本地的这些文化传统。史诗具有典型的口头表演特征，是以吟唱为表现形式的。

活形态史诗意味着史诗依靠民族技艺高超的史诗歌手口头传唱和表演而传承，菲律宾史诗长期处于口头吟唱的状态，所以其文本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