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松
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新近出版的小说《别了，我的书！》（以下简称《别了》）中，多次出现加了引号的“日内瓦”字眼。在大江心中，这个词并不单单指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瑞士的一个城市，更主要的是指由该城市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与中立所带来的对暴力的崇拜。因为其自由，日内瓦历史上就成为各色各样的政治家逃避本国政府法律约束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在革命势头风起云涌的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
动荡的社会是作家创作的绝佳素材，欧洲作家，包括俄国作家，每每将发生在日内瓦这个政治舞台上的事件作为创作的对象。在有些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日内瓦是与俄国对立的“西方”的象征，日内瓦虽然代表了先进的物质文明、技术进步，但它不是笃信东正教、固守于农业文明的俄国人的理想。在某些周游过欧洲的斯拉夫派作家看来，西方的工业文明不一定会带来高尚的精神追求，甚至可能导致道德堕落，反而不如注重友爱团结的俄国传统的村社（Obshchina）文明。这一类作家的代表者便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F. M. Dostoevsky，以下简称陀氏）。
在《别了》中，不难看到陀氏作品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日内瓦指令”，它是暴力、恐怖和血腥的代名词。可以说，在该小说中，政治意义上的“日内瓦指令”的实施地点由陀氏笔下的莫斯科转到了大江笔下的东京，而从陀氏到大江，他们对“日内瓦指令”的讽喻态度却没有改变。历史上真实的“日内瓦指令”，主要与19世纪在俄国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杀人案（Nechaev Murder Case）有关。
一、“日内瓦指令”与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案件是1869年发生在莫斯科的一桩由涅恰耶夫主谋和实施的杀人案件，而涅恰耶夫及其所犯下的命案与日内瓦的关系，主要就是与流亡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革命家巴枯宁和奥迦廖夫等“日内瓦指令”发出者的关系。
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1847年9月20日生于莫斯科东北350公里的伊凡诺沃（Ivanovo）小镇，是家中的长子，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涅恰耶夫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倾心于革命活动，1866年，在圣彼得堡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同年秋天到安德列耶夫斯基小学（Adreevskii school）教书。这年4月，圣彼得堡发生了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mitrii Karakozov）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未遂而被捕的事件，关于该事件的传言使得圣彼得堡的革命运动随时有总爆发的可能。1867年，涅恰耶夫跳槽到谢尔吉耶夫镇的教会学校（Sergievskii parochial school）教圣经课，他经常让学生自习，自己跑到在圣彼得堡外科医学学院（Medical-Surgical Academy）旁听，听课之际开始与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组织有了接触。1868年12月，涅恰耶夫辞去教职，正式开始其革命活动。“结果证明：涅恰耶夫是少数几个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中的人之一”[1]。
在革命实践中，涅恰耶夫接触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学生运动领袖和革命者，渐渐认识到，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人虽然很多，但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和官吏，但也有地位底下的农民、城市产业工人和无业游民，而生活没有保障、意志又特别薄弱的人很容易被反动政府收买，成为出卖革命者的叛徒，因此有必要通过革命活动来锻炼和纯洁革命队伍。
1869年3月，圣彼得堡外科医学学院学生因强行占用学校的一间教室举行学生集会而导致学生领导被捕、院长被撤换。于是，在学校无处集会的学生上街游行。莫斯科的理工大学（Technological Institute）、农业学院（Agricultural Insitute）、彼得罗夫农学院（Petrov Agricultural Academy）和莫斯科大学（Moscow University）的学生很快参与到游行活动中来。这样一来，反而招致警察拘捕了更多的学生领导和游行策划者。涅恰耶夫认为，这正是锻炼和团结革命者的大好时机，于是从圣彼得堡来到似乎群龙无首的莫斯科高校，代替先前已经被捕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事有凑巧，这时莫斯科的几大高校接连发生了一些纯属校务方面的校方与学生的冲突，使得游行和罢课火上浇油，连自1865年成立以来一向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都加入了反抗政府的行列。政府毫不示弱，再次扩大了通缉犯的名单，涅恰耶夫的名字赫然在目。但是，这时的涅恰耶夫却没有要接受锻炼和考验的意愿，毅然选择了流亡国外。
逃亡国外后，涅恰耶夫很快来到了日内瓦，辗转结识了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史料证明，他通过夸大自己在俄国学生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得了巴枯宁、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和奥迦廖夫（Nicholas Ogarev）等流亡多年的俄国革命家的信任。涅恰耶夫在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独自或和他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口号式的宣言、传单和手册，以便在国外印刷后偷运进俄国，用以指导国内的革命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他与巴枯宁共同起草的《革命者教义问答》（Катехизис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The 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2]。
《革命者教义问答》有4大部分，共26条。第一部分是“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共7条。第二部分“革命者对待其革命同志的态度”共4条。第三部分“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有10条。第四部分“同志组织对待人民的态度”共5条。
可以说，《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核心就是“革命”，宣扬一切以革命为中心、为唯一目的，因此，任何与革命相冲突的东西，包括物质财富、私人感情，甚至连生命都可以抛弃。比如，第1条：“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个人的事务、感情、附属之物、财产，甚至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体现为一个唯一的、排他性的利益，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一种独一无二的激情，那就是革命。”第6条：“……他必须时刻有一个想法、目标，那就是无情地破坏。在冷酷无情地和不知疲倦地追求这一目标的同时，他必须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准备用自己的双手摧毁有碍此目标实现的一切东西。”[3]甚至对待同志的态度也应以其对革命的“有用性”加以衡量：“衡量这样一个同志（指革命同志。——引者注）的友谊、献身精神和与其相关的其他义务，仅仅取决于他对摧毁一切的革命事业的有用程度。”
《革命者教义问答》把社会分为六大类，号召各级组织尽快制定本地区的分类名单并加快实施。第一类是对革命成功有害的人，他们必须被毫不迟疑地消灭。可以允许第二类人暂时苟且偷生，直到他们所犯下的累累兽行激起人民举行暴动之日。第三类是地位很高但既无知识又无能力却因其地位、财富和权力等而得以纵情享乐之人。对这类人应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加以利用，为革命活动服务，直至其灭亡。第四类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各色各样的自由主义者。革命者应该假装附和他们的主张，促使他们看到其主张没有出路，利用他们制造国家的混乱。第五类是“教条主义者、阴谋家、在小组里和报纸上毫无根据地瞎说八道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引导这类人走向灭亡。第六类是妇女。其中头脑空虚、没有信仰的可以当作第三、四类人加以利用；敢于献身、有能力的热情女性因为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认识，只能当作第五类人；其余的完全接受纲领、专心于革命事业的女性才是革命者的同志。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首先，革命者显然不属于《革命者教义问答》中所划分的任何一类人，他们是超越于他们所划分的类型之外的；其次，他们也没有要争取中间路线的意向，对待中间路线的做法无非是引导其走向灭亡；最后，他们没有明确界定某一类人有害或者有利用价值的标准，因此实际执行起来会有困难，会因执行人主观意志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至于各级组织对待人民的态度，其核心是推动人民反抗政府，促成革命目标早日实现：“最终推动人民越过其可以忍受的限度，煽动他们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各级革命组织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摧毁旧社会的一切，至于建设新社会，那是未来一代的任务。“毫无疑问，一个未来的组织将要从人民运动及其生活方式中产生，但这是未来几代人所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充满热情的、彻底的、完全的和残酷无情的摧毁。”
在俄国历史上，《革命者教义问答》第一次把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实施《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任务，涅恰耶夫等人还草拟了《组织总章程》（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Organization）和《发展下级组织总章程》（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Network for the Sections）等文件，明确了各级组织的人数、分工和职责等。这些文件被装订成一本书，一般来说，这本书就是历史上被称为“日内瓦指令”的文件。
1869年9月，涅恰耶夫带着“日内瓦指令”、巴枯宁签署的一份文件、奥迦廖夫资助的几千法郎等，偷偷潜回俄国境内。他随身还揣着一颗刻有“世界革命联盟”（The World Revolutionary Alliance）字样的印章，以此表明他是巴枯宁的“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的秘密代表。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不久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地下小组（通称“五人小组”），并使之联合成为所谓的“人民惩治会”（The People’s Revenge）。他自己则直接操控由乌斯宾斯基（Uspenskii）、普雷若夫（Pryzhov）、别利亚耶娃（Beliaeva）、库兹涅佐夫（Kuznetsov）和伊凡诺夫（Ivanov）组成的小组。11月，涅恰耶夫命令分管彼得罗夫农学院宣传工作的该校学生伊凡诺夫去该校的食堂和图书馆张贴鼓动大学生联合行动的传单，遭到伊凡诺夫的反对，因为伊凡诺夫害怕与学校管理者发生冲撞，担心因此被学校开除和遭到逮捕。由于该小组其他成员一致拥护涅恰耶夫，认定伊凡诺夫意志不坚定，因此伊凡诺夫感到孤立，有意退出小组。涅恰耶夫害怕伊凡诺夫向当局告发（事实上伊凡诺夫没有这样做），也可能想证明自己的权威不容侵犯，于是藉着“日内瓦指令”的效果，私自炮制了“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要处决伊凡诺夫的密令，与小组其他成员密谋杀死伊凡诺夫，希望通过杀人来壮大自己和同伙的胆量，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纯洁革命队伍。11月21日，伊万诺夫被涅恰耶夫等人诱杀于彼得罗夫农学院，沉尸于校园池塘内。25日尸体被发现，警方很快侦破了此案，要缉拿首犯涅恰耶夫。于是涅恰耶夫再次乔装出境，亡命瑞士。由于俄国和瑞士缔结有引渡条约，他瑞士待了两年多后，于1872年8月在日内瓦被捕，随即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由此案牵扯出了众多的人员，共有64人被判处期限不一的刑罚。这就是当年在俄国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而涅恰耶夫本人则在同案人员被判决了两年多之后才以凶杀罪被判处20年的西伯利亚苦役。由于沙皇政府担心涅恰耶夫逃跑，没有按惯例把他送到西伯利亚，而是将其关押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The Peter and Paul Fortress），直至1882年涅恰耶夫庾死囹圄。
从其他人的供词我们知道，涅恰耶夫本来是因为伊凡诺夫不执行他的任务而谋害了他，可以说是伊凡诺夫只是挑战和侮辱了他的权威，并没有做威胁到革命运动的罪大恶极之事，而涅恰耶夫偏偏要将自己杀人的动机故意夸大，造成骇人听闻的轰动效果。他曾在法庭上大声叫喊：“杀死伊凡诺夫纯粹是一桩政治事件。它是在圣彼得堡实施的一个阴谋的一部分。”[4]
二、《群魔》中的日内瓦与“日内瓦指令”
涅恰耶夫案件震惊了瑞士的俄国侨民界，也深深震动了陀氏那颗敏感的心。早在1849年陀氏就接触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等人的作品，还曾因宣读别林斯基（Belinskii）那封充满革命精神的致果戈理（Gogol）的信而被捕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0多年。流放生涯对陀氏世界观由激进向保守的转变有着勿庸置疑的作用。
1867年4月14日，陀氏夫妇开始游历欧洲。日内瓦给陀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是很坏的印象。他不喜欢这个城市，因为“日内瓦是一座枯燥乏味、阴暗的、愚蠢的清教徒城市。”[5]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停留在“该死的日内瓦”[6]时正值冬天，天气寒冷给经济上不宽裕的陀氏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甚至冻死了他们的新生儿。陀氏在同年12月31日给迈科夫的信中抱怨道：“您想象一下：这里一年有5个月都是可怕的严寒和暴风雪……一切都受严寒的驱使，人们连法兰绒大衣和棉大衣都不能脱。”[7]其次，他还对日内瓦乃至瑞士的社会环境、民风习俗有着本能的反感。“在这个下流的共和国里，资产阶级的生活倒是极为发达。在乡下以及在整个瑞士境内，到处都在集会，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争吵、赤贫，一切方面都呈现出可怕的平庸；这里的工人还不如我国工人的一根小指头：看着他们，听他们说话都觉得可笑。民风也很野蛮。”[8]总之，当时陀氏眼中的日内瓦简直是一座阴曹地府。“……日内瓦真是罪孽啊，我在这里的的确确地受到了欺骗。……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恐怖之地。”[9]
1869年12月，陀氏再次前往欧洲，在德累斯顿（Dresden）遇见了自己的妻弟，因为妻弟是受害人伊凡诺夫的朋友，所以，陀氏除了从当地的报刊上了解了涅恰耶夫案件外，还从妻弟那里知道许多关于圣彼得堡学生运动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促使陀氏开始创作以涅恰耶夫案件为原型的反虚无主义小说《群魔》（The Possessed）的动因。“我借用这一案件，只是想说明，在我们社会也有可能出现这一现象。”[10]日内瓦在《群魔》中是非俄国的思想的孳生地之一，《群魔》是陀氏最集中地体现日内瓦的象征意义的小说。
《群魔》主要讲述了以虚无主义者彼得·维尔霍文斯基（Peter Verkhovenskii）为首的地下小组的活动和另一个主人公尼古拉·斯塔夫罗金（Nicholas Stavrogin）淫乱放荡而注定灭亡的一生。彼得一伙为了反对政府，处处制造骚乱，甚至不惜采用恐吓、造谣、放火、暗杀等恐怖的阴谋手段。彼得甚至在自己的同伙基里洛夫（Kirilov）表现出与其不同的世界观后诱使其自杀，还煽动同伙杀害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沙托夫（Shatov）。彼得和沙托夫的原型分别是涅恰耶夫和伊凡诺夫。作者借用真实案件是为了用小说的形式探讨孳生虚无主义者们的土壤和机制。“我笔下的人物涅恰耶夫，当然跟真正的涅恰耶夫本人不同。我想藉此尽可能清晰地提出一个问题，并用小说的形式给予回答：在我们这个处于过渡时期的令人惊讶的现代社会里，究竟是怎样出现涅恰耶夫们的，而不是涅恰耶夫一个人？这些涅恰耶夫们究竟是如何最终麇集成一帮涅恰耶夫份子的？”[11]因此，小说中的日内瓦象征着虚无主义者得以成为“群魔”的环境，而莫斯科则喻示了他们得以乱舞的舞台和自取灭亡的归宿。
日内瓦在小说的一开始似乎就具有象征意义，并且随着情节的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象征内涵。首先，它是俄国人实现自己非俄国式想法的理想之地。沙托夫的妻子原先是商人之妻，因其具有“自由思想”，被商人赶走。沙托夫追随她到了日内瓦，在此结为夫妻，但很快分手，原因是贫困。赤贫的俄国人在富裕的日内瓦生活很艰难，陀氏自己的经历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日内瓦是让俄国人水土不服的异己的象征。贫困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内瓦代表与农业俄国格格不入的现代工业社会，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方面都无法融合。就如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母亲瓦尔瓦拉（Varvara）所说的那样：“医生是不准我生气的，而他们所吹嘘的日内瓦湖让我腻味透了，它只是使我牙疼，让我得了这种风湿病。甚至报刊上也说，日内瓦湖能引起牙疼：其特性就是这样。”[12]身体上的不适应只是表面现象，本质还是两种社会、两种生活方式的深刻的排他性。最后，日内瓦还是使俄国人认不清自己要走哪种道路的象征。一方面，日内瓦迷惑了这些人，流亡日内瓦的俄国人常常内部发生矛盾，造成内讧，其后果必将蔓延到俄国国内。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俄国人回到国内又要经历水土不服的过程，如不及时调整自己，会有性命之虞。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在挑逗基里洛夫通过自杀实现自己的最高意志、证明自己即上帝时，基里洛夫道出了彼得组织暗杀沙托夫的真实原因：“这是因为他在日内瓦时曾朝你脸上唾过吐沫！”[13]显然，由于在日内瓦结下的冤仇，彼得在回国后在小组会议上诬陷沙托夫是斯拉夫主义者，并最终借助他人之手向沙托夫报了私仇。而不信神的俄国人基里洛夫和西方主义者彼得·维尔霍文斯基最终还是在作者的安排下，在自己的祖国自戕，自诀于信仰东正教的本国人民。小说似乎藉此表明：日内瓦不是俄国人的故乡。
在小说中，来自国外的指令实际上讽刺性地模拟了涅恰耶夫案件中的“日内瓦指令”，即恐怖的血腥的杀人指令。彼得等人的恐怖行为无不实践着《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内容。例如，“从国外回来的”陌生人在追杀沙托夫之前，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把沙托夫开除出组织是“遵照某些指令办事”。
《群魔》出版以后引起的反响，实际上并不亚于那桩案件本身。有些评论家对这部小说不满，认为涅恰耶夫不过是一个白痴或“白痴式的狂热分子”，不值一写。针对这种简单化的说法，陀氏给予了坚决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涅恰耶夫分子们是从精神上毁灭现代社会的可怕因素，他们的行为比起他自己在40年代所参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来，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欺骗性和杀伤力。“先生们，你们在‘否定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涅恰耶夫绝对应该是白痴，是‘白痴式的狂热分子’。难道又是这样吗？这话公道吗？在这里我不讲涅恰耶夫，而是讲讲复数的‘涅恰耶夫们’。是的，在涅恰耶夫们身上的确可能有极其阴暗的，极其无趣的、变态的本性，有一种最复杂的与生俱来的对阴谋和权力的渴求，狂热地、病态般地要求展现自己的个性，可是——，为什么他们是‘白痴’呢？相反，他们简直是由内到外的真正的怪物，他们可能还是头脑非常发达的、极其狡猾的、甚至是很有修养的人。”[14]
陀氏在他的《作家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