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对于将要阅读我作品的读者们，我总会一面想象着他们身为成年人的各种形象，一面进行着自己的写作。我在小说家生涯中写作的几乎所有作品，情况大抵都是如此。在我的小说里却也有一次惟一的例外，那就是我希望少年们和少女们都能够阅读的《两百年的孩子》。不久前，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被印制成漂亮的图书、较之于世界任何国家出版的该作品的翻译版本都要漂亮的中文版图书，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出版发行，这使得我充满自豪和喜悦之情。

    现在，我则要和妻子、为《恢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和《在自己的“树”下》这三部作品绘制了插图的妻子一道，从内心里期盼这些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这些书，是我们在不同时期创作出来的、各自独立的作品。但是，不论我的文章或是妻子的插图，却都是风格相同的作品。我知道，我们在悄悄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把这三本书汇编为一套系列丛书。现在，通过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努力，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当初，我想让日本的孩子与其年轻的母亲和父亲，在同一个家庭里发现共同的“读书场所”和“读书时间”，并为之而感到欢乐。怀着这个意愿，我写下了这三本书。随后，从很多小读者那里，从母亲们那里，我们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信函，我们为此而感受到了莫大的喜悦（尽管较之于我的文章，妻子的插图更受大家欢迎）。我现在正想象着，这三本书汇编为一套丛书后，被中国的孩子以及年轻的父母们所阅读时那个家庭的情景。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在东京，在北京，抑或在更为广泛的各种场所，假如阅读了这套丛书的日本孩子们、中国孩子们（那时，他们和她们已然成长为小伙子和大姑娘了吧），能够围绕这套丛书进行交流的话……啊，在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最为期盼的梦境。

    我从二十一、二岁就开始写小说，已入老境的我已经送走了五十年的小说家生涯。因此，从小说家的习惯（即便在日语中，也会有好习惯和坏习惯之别，不过，我则以积极的语义为中心而使用这个词汇），也就是说，从每天的、以写小说为生活内容这种习惯的积淀之中，将自然生成的一些东西写进了这套丛书里，同时，还写到我不断生活下去的智慧。那都是一些简短的文章，在这一篇篇文章里，我写了诸如“观察力”和“细心”这些行为，无论对于小说写作，还是对于生活下去其本身，抑或对于不断塑造作为人的自我，这都是极为重要的。

    被收入到这三册书那些文章里的各种事件的“舞台”，则是我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一个名叫“光”的、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头部有着很大的先天畸形，具体说起来，就是头部长有两个看似红帽子一般的瘤子。

    在接受了无论对于婴儿本身还是对于医生来说都非常困难的手术之后，光终于存活下来，却遗留下了智力障碍。我们便以处在这种状态之中的光为中心，形成了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我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把患有智力障碍的光置于生活的中心，我（以及我的亲属们）是怎样超越困难、学习、然后感到欢乐并走过这些年月的……我把这一些全都写进了这三册书中的简短文章里，包括从琐碎小事开始，直至我们家庭全体成员漫长生活道路。而且，每当接连不断地发生重要事情时，我便借助将这些事情写入文章，从而像是对如何生活下去做了一番思考一般。因此，丛书里的这三册书，对于我们家庭成员来说，还是被记录下来的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最初让医生们担心或许会丧失视力和听力功能的光（即便现在，也还患有智力以及身体上的障碍），一直作为构成我们全家欢乐之中心的人物而生活着，并发挥在他本人体内萌生的创作音乐的才能……这一切形成了贯穿并连接这三册书的主线。

    这套丛书，是我们家庭非常个人化的小小历史，即便作为当今日本人的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记录，也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各位读者的关注。同时，还期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我和我们全家对于人、对于社会、对于亚洲和世界而一个个积累起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我们与中国很多人都相通的智慧。

                                   二○○八年一月   于东京

                                                         （许金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