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德翔
（南京大学文学院2003级博士生）
钱钟书先生《七缀集》中有一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从美国诗人郎费罗《人生颂》的汉译谈开去，颇涉晚清公使及其随员对西方文学的记录，其中说，出使人员对西方世界的林林总总都加意采访或观察，“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象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日记里撮述了剧本的情节，却不提它的名称和作者。”[1]这段话看似轻描淡写，却触及了一个问题，即对晚清使西载记中有关西方戏剧文献的总体评价。笔者以为，晚清出使人员在西方各国剧院里“看戏”，这是早期中西文学交流的重要事实，值得特别重视，也需要重新研究。关于这类活动，在1866—1911年间的使西载记里，有颇丰的记录。而在这些记载中，张德彝的日记《述奇》尤其值得注意。从同治五年（1866年）作为同文馆学生随同斌椿出洋考察，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出使英、意、比国大臣任上卸职归国，张德彝共有八次出国，七次赴欧美，一次去日本，其中在欧美游历、居留与任职的各种活动，都记录在他的七部《述奇》之中（《述奇》名为八部，实第七部述日本之行没有成稿）。笔者检读张氏日记对所观西洋戏剧的记载，觉得这些记载虽然繁简不同，内容各异，但综合起来看，足以反映晚清使官在欧美观剧活动的经历，也代表了他们对西洋戏剧的认识和欣赏的最高水平。本文拟就张德彝所见西洋剧目进行一点考证，试图在一个个案上解决钱文所云使西载记记录西洋戏剧只撮述情节却不提名称和作者的问题，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对张德彝的相关记述稍事评论。《述奇》涉及了西方戏剧的方方面面，剧目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仔细研究张德彝的记述，不光会修正我们对使西载记中有关西方戏剧文献的总体评价，也会使我们掌握更多的晚清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的事实，进而重新检讨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学的历史[2]。
这里应该说明，十九世纪下半叶张德彝游历与任使欧美各国之时，正是欧美戏剧演出最繁盛的历史时期，这时的剧场，是上至君主王公、下至贩夫走卒汇聚的热闹场所，人们到剧场去观看演出，不仅是文化和艺术活动，也是社交和娱乐活动，不仅看戏，也欣赏音乐、歌舞、杂技和魔术。由于光电等科技手段在舞美中采用所引起的眩惑效果，以及普通观众的流行口味，加上剧院经理们的商业运作，使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美舞台，多充斥着各类轻喜剧、情节剧、滑稽剧，严肃戏剧并不占主流。这些通俗剧，在欧美的戏剧舞台上倏生倏灭，时过境迁，在文学史上已不留印痕。张德彝记载的许多剧目，由于这样的原因已难以考索。所以本文只考虑《述奇》所记录的西洋名剧。由于学识所限，必有舛误和遗漏，还请海内外同好指正。以下分剧目依次说明。
1.《沙皇与木匠》
《再述奇》记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二日（1868年5月14日）往华盛顿“宽街大戏园”（Broad Street Theatre）观剧，“所演系俄罗斯伯多罗王在荷兰学铁木匠，工成回国，百官来迎，荷兰始知为王故事。”[3]根据日记记述，张德彝此时正与蒲安臣使团的两名中国“钦宪”志刚与孙家穀在华盛顿，本日晚间所看的戏，应该是德国作曲家洛尔岑（Abert Gustav Lortzing）改编谱曲的歌剧《沙皇与木匠》（1837年）。据笔者所知，十九世纪以彼得大帝到荷兰微服考察为题材的作品，似乎只有这部歌剧最为流行。这是张德彝较早记录西方戏剧内容的文字，记载比较简略。由于他对西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还比较陌生，所以只注意了国王（沙皇）隐姓埋名学木匠的奇特，而忽略了剧中“沙皇彼得”与“木匠彼得”（伊万诺夫）之间人物安排的喜剧效果。
2.《格罗斯坦大公爵夫人》
《再述奇》记同治七年五月初六日（1868年6月25日）在纽约观剧，“薄暮入城，至一戏园。是夕所演，系法郎西之戏文，出名‘格郎局哂’，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见有少女，首冠盔，手持剑，往来歌舞如风，转喉比娇莺，体如飞燕，‘楚腰一捻掌中擎’，悉不过是也。”[4]按文中提示，“大公爵夫人”的法文为Grande Duchesse，其音与“格郎局哂”正近；考当时法剧中使用这个剧名又在美国演出的作品，必为德国著名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歌剧《格罗斯坦大公爵夫人》（La Grande—Duchesse de Gerolstein）无疑。由《再述奇》的记载可知，本剧在纽约的上演与在法国杂剧剧院（Théâtre des Variétés）的首演仅隔两个月。张德彝这里使用中国古典文学的程式化语言描述西方演员的表演，这是早期使西人员描绘西方所见事物的惯用手法。
3.《浮士德》
《三述奇》记同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1871年10月8日 ）在巴黎“格朗戏园”（L'Opéra de Paris）观剧，“所演者，一人年近六旬，意欲还童，乃登山采药。正在松下寻觅间，忽来一鬼，身着红衣，远看如火判。鬼知其意，乃使其须落黄，面腴神足，变一风流少年。其人大喜，且言久有一女，爱而不得。鬼遂领去见女。（以下略）”[5] [注5]张德彝对本剧情节的记述共用了两百多字，篇幅所限，不再照录。这段文字曾被有的学者注意，在文章中引证，但“可惜未能知晓其剧作名称”。[6]笔者以为，这部剧其实就是《浮士德》。一个年近六旬的人，遇到魔鬼，魔鬼使他返老还童，帮助他追求‘爱而不得“的女郎，这正是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情节。至于“女不允，乃故遗一箧于园，内有金刚石镯钏耳坠等。女见以为天赐，喜而佩之，方去照镜，见是男立于其后”云云，与歌德原作也完全一致。但日记中接着又说，“女父知而大怒，携其长子出街寻获，遇之于途则对斗。而男有鬼助，乃刺死女父。”这种说法，与《浮士德》原作中玛格丽特的哥哥瓦伦廷寻找浮士德决斗被刺死的过程颇不合。这如何解释呢？从张德彝记述中“跳舞歌唱”以及“仙女数十，飞腾半空”等文字，可知本剧是歌剧；当时在法国舞台上上演的根据《浮士德》原作改编的歌剧，乃是法国作曲家古诺（Charles Gounod）谱曲的歌剧《浮士德》，其戏剧脚本源于卡雷（Michel Carré）的《浮士德与玛格丽特》，在这个脚本里，剧作家为了使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增添了一个追求玛格丽特的年轻人席贝尔（Siebel）。张德彝在看戏之时，大约错把玛格丽特的哥哥瓦伦廷当成了“女父”，而把席贝尔误作为瓦伦廷的“长子”。还有一点，日记开头说浮士德欲求返老还童在松间采药遭遇魔鬼靡菲斯特，这既不合《浮士德》原作，也不合歌剧版本，应该是张德彝的记忆不正确，其中也见出中国仙道文化对他的潜意识影响。钱钟书先生曾从李凤苞《使德日记》的一段文字推断，“历来中国著作提起歌德，这是第一次”[7]，按李凤苞光绪四年（1878年）方出任驻德国公使，而张德彝于同治十年（1871年）就记载了《浮士德》的演出与剧本内容，他虽然不知道歌德其人，但这件事实本身，在中西文学交互传播的历史上，还是值得一提的。
4.《瑞普·凡·温克尔》
《四述奇》记光绪三年三月初六日（1877年4月19日）在伦敦“太子妃戏园”（The Princess's）观剧，见到“所演系一人名辛寿者，年近三旬，好饮酒，终日在醉乡，不理生人产”，结果被邻居巧设骗局，险些失去房地和田产，被“其妻怒而逐之”。“辛出门，手执火枪，信步入山。夜半遇一鬼，肩负酒桶，见辛至，置之地。鬼不言，而以手指桶，继而指肩，开桶，双手作饮状。意似求辛代负登山，开桶共饮。辛会意，乃置桶于肩。鬼前行，辛从之。山甚高。抵其地，见白发老鬼十余，盖山临大海，鬼皆百年前覆海之水手也。众见辛，敬之如神，开桶畅饮。甫一杯，辛即醉卧山顶，二十年方醒。醒则须发皆白，衣已化灰。（以下略）”[8]此段记述近五百字，文字简洁，格调清奇，颇有蒲松龄小说韵味。从上面所引文字极易辨别，张德彝在伦敦所见的戏，一定本于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但戏剧中有心术诡诈的邻人企图骗夺善良而诸事漫不经心的瑞普之田产的戏剧性情节，在小说中并无依据。实际上，这一情节是当时美国著名演员约瑟夫·杰弗逊（Joseph Jefferson）在1859年创出来的，1865年英国剧作家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在与杰弗逊合作将《瑞普·凡·温克尔》推上英国舞台时，将杰弗逊的创意写成定本。张德彝所见，应就是这一版本。顺便说，张德彝也许是最早记述《瑞普·凡·温克尔》故事的中国人，到林纾等1907年把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译入中国（《拊掌录》），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
5.《伊凡·苏萨宁》
《四述奇》记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七日（1879年11月10日）在“麻林斯吉戏园” (The Marriinsky Theatre)观剧，“所演系俄三百年事：俄被波兰征服，有一小王子出奔。当波人追觅时，遇一老农名苏萨年。……波兵以伊知王子所在，乃入其家，勒令导往。苏初不允，继而慨然诺之，暗令其子疾驰告警。苏将行，伊女牵衣而泣。众兵举刀吓之。苏引众兵步行一昼夜，入旷野森林，距王子已数百里。（以下略）”[9]张德彝此日所见，乃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作的歌剧《伊凡·苏萨宁》，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杨坚校点本（易名《随使英俄记》）已在边批注明，这里不再辞费。
6.《八十天环游地球》
《五述奇》记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87年12月20日）在柏林“威克兜里亚戏园”（待考）观剧，“所演系英国六七富绅，一日闲谈，谓不知至少若干日可得周游四大洲，有谓须百日者，有谓须三个月者，惟某甲谓只八十日足矣。（以下略）”[10]以下叙述文字颇长，从略。显然，这里说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该小说1872年底在法国报纸上连载，1873年单行本出版发行，两年后被搬上巴黎舞台，风行欧美剧场，长演不衰。张德彝用了大约一千二百余字对福格充满刺激与悬念的旅行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虽然他没有记下人物的名字，但对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掌握，相当准确。大概这部剧给他留下了甚深的印象，十六年以后，当他出任英、意、比国大使时，又特意将伦敦一家报纸所报道的“四十五天绕地一周”的消息及经行路径写入日记[11]。《八十天环游地球》在1900年被福建女诗人薛绍徽以《八十日环游记》的题名翻译出版（经世文社），是目前所知这部小说第一个汉译本，张德彝对小说内容的记录，比这早了十三年。
7.《哈姆莱特》
《五述奇》记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1890年1月24日）在柏林“柏林乃（Berliner）戏园”观剧，“所演系四百年前和兰典故，乃国王被弟毒死，弟乃报后称王。当时后子哈米蕾年幼，未知伊父身故之由也。及其长成，一夜出游，遇鬼于途，即其父之魂灵，向伊诉其当日如何遇害。哈闻之大怒，急思代父报仇。(以下略) ”[12]不消说，这部剧正是大名鼎鼎的《哈姆莱特》。据郭崇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舍色斯毕尔，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齣者，与希腊诗人何满得齐名”[13]，这是所有晚清使西载记中最早出现莎士比亚；曾纪泽的出使日记中一次提到“偕内人率儿女观歙克司 儿所编‘罗萨邻’之戏”[14]，一次提到“偕内人率珣女、铨儿往给利园观甲克设帕之剧”[15]，还有一次虽然没有提莎士比亚的名头，但他与随员们一起观看的剧，“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16]，为《哈姆莱特》无疑。较之曾纪泽的只言片语，张德彝四百余字的记述相当清楚地说明了戏剧情节的复杂和人物之间的矛盾，或许是中国人对这部剧具体内容的最早记录。所遗憾者，日记中将丹麦王子说成是“和兰（荷兰）典故”，显是误记；将御前大臣（Lord Chamberlain）波洛涅斯的官职记作“礼官”，与原意微有不合；将从雷欧提斯闯宫到哈姆莱特跳入奥菲利娅坟墓一大段情节全然略去，变成了克劳狄斯直接向打上门来的雷欧提斯建议与哈姆莱特比剑，乍读之下，这样的情节似乎更加紧凑，然而失去了莎士比亚原作的开阔与变化。
8.《威廉·退尔》
《五述奇》记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日（1890年2月4日）在柏林“朔斯皮拉戏园”（待考）观剧，“所演瑞士国将改民主之前，有某省总督，为人暴虐，民心不服，且国主亦昏，因而民多结党欲叛。有某甲善射，百步之外，星点能中。一日，甲将持弓箭入党，告其妻以打猎；甲之子年十三岁，欲随往。其省中某处，立有高杆，上置总督帽，下有兵卒看守。凡人过者，皆须脱帽以示恭敬，否则执以治罪。（以下略）”[17]不难判断，本日张德彝所观，乃是德国诗人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通观张德彝对本剧的介绍，线索清楚，叙述干净，文字也颇动人。但其中有两处情节上的错误。一个是关于退尔的脱逃。在“箭射苹果”考验以后，根据席勒原剧，退尔即被总督盖斯勒亲自押解上船，准备渡过四林湖到吉斯那特堡。船到山岬近处，因地势极端险恶，船工不敢再开，说只有让退尔开船才能逃过劫难，盖斯勒遂给退尔松绑，命其掌舵。而退尔利用船行贴进崖壁之机，趁其颠簸之际，纵身上岸而逃。但张德彝的日记说，“总督谕将甲发往某处小岛，永军不回。……遂将甲以舟渡登小岛。恰值某日有人行舟海内，不得出路，因见甲在岛上，遂求指引。甲即登舟，引至彼岸。未及泊舟，甲先飞步驰道……”显然，张德彝误以为盖斯勒发令以后，退尔就已经被发往“小岛”充军去了，不知道这只“不得退路”的船，正是盖斯勒亲自押解退尔的船，而不是另外某一天一只别的什么船。另一个情节上的错误，是关于一队妇孺拦阻盖斯勒。席勒原剧中，退尔因预先知道盖斯勒欲往吉斯那特城堡，遂抄近路赶往其必经过之隘道，准备将其射死。而这时碰巧来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几个孩子截住乘马行进的盖斯勒与其仆从，妇女哀求盖斯勒释放其丈夫，给全家以活路；盖斯勒既不予置理，而且厌恶这位妇女的纠缠，扬鞭纵马，欲从此妇女与其儿女身上踏过。此时退尔发出利箭，将盖斯勒射死。而张德彝的日记中则说，“……甲先飞步驰道，其时正直总督乘马猎于乡间，甲见之，乃先求于贫妇，携其子女，迨总督到时，在某墙树之间跪求财物，如不听欲去，即拽其马不使行，仍跪求之。甲乃匿于树后墙边。总督到来，正值贫妇拽马叩求之际，甲即一箭射总督坠马。”这一误解，把巧合变成了谋划，增加了原剧的才智因素；同时把“求释丈夫”变成了“跪求财物”，减低了原剧的思想意图。这一加一减，微妙地反映了晚清中国人看西洋剧在语言不能尽懂、内容不尽明的情况下，对西洋剧的中国式的变形。
9.《基督山伯爵》
《六述奇》记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在伦敦“恩培尔园”(待考)看“大戏一出，典故系一岛距法国不远，名克里斯兜，村中一女，名莫尔赛，早经但太斯者聘定，后被该女之情人傅尔楠娶去。娶时通村男女庆贺跳舞，极闹热。但太斯探知告官，乃同系博尔楠及当娶时唪经之神甫于犴。神甫年迈，自知将死，乃掀窗破壁，悄唤傅尔楠入彼屋，告以故，并给以地图一幅，言在某处某桃树下埋有珠宝一匣，另交钢刺一把，傅尔楠去。（以下略）”[18]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1845年问世，三年以后，由作者本人改编的剧本在巴黎历史剧院（Théâtre Historique）首演；同年，伦敦珠瑞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也上演此剧，获得很大成功。张德彝所见，应是这一版本的重演。日记对《基督山伯爵》剧情的介绍较为简括，他交待了主人公被诬身陷囹圄的事实，重点记述了其从狱中脱逃以及掘地寻宝经过，对于基督山伯爵重归故乡之后的一系列复仇活动，则没再提及。从引文中可见，张德彝笔下的“但太斯”（Dantes）实际是“傅尔楠”（Fernand），“傅尔楠”才是“但太斯”，两个人的名字被张冠李戴了；原作中傅尔楠于莫尔赛爱而不得，并未将其“聘定”；狱中之意大利神甫（Faria）一直系于狱中（二十七号犯人），并未出现在但太斯婚宴之上（实际婚婚礼亦未进行）。本篇日记之错误，主要是记忆不正确所致。
10.《美女与野兽》
《六述奇》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1898年2月3日）在伦敦“阿兰布拉戏园”（Alhambra）看“大戏”，“系一巨商，装如印度人名鲁西者，携仆阿立游山路迷，误入野兽之王之行宫。……鲁乃率仆信步入园，冀有所得以充饥。时值隆冬，冷气袭人，乃见园中鲜花一丛，趋视之，玫瑰也。……鲁以现值冬季，花不易得，因思摘一朵与伊女阿美。然花之香艳，朵朵可爱，忽见红色者尤兢秀，乃急自花仙胸前摘下。才入手，他花皆不见，惟野兽王在前，遍体黄毛，其状如猿，顶生两耳，则又如狼，后一小兽精，双手捧一弯刀。兽王云：‘我遇尔以酒食，尔仍窃我上等第一朵鲜花，罪自当死。’（以下略）”[19]按“美女与野兽”是西方著名的童话故事，自1756年法国女作家鲍芒（Jeanne—Marie Le Prince de Beaumont）将其写定为今天家喻户晓的散文故事以来，该童话在西方世界被编写成各种戏剧样式，长演长新（最近著名一例为美国迪斯尼公司1991年出品的《美女与野兽》动画片）。张德彝所见的演出，是1898年伦敦阿尔罕布拉剧院上演的《美女与野兽》芭蕾舞剧。关于日记对本剧叙述的准确性如何，由于今天已难觅当时演出的脚本，很难评断。在鲍芒的散文故事里，贝尔（Belle“美女”之意）请父亲出门回家时给自己带一支玫瑰；在此日记中，则是父亲偶见玫瑰，心生欢喜，主动为贝尔摘了带回，贝尔事先并不知情。除此之外，日记的记述与通行说法并无歧异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张德彝对本剧似乎情有独钟，他花了大约一千五百字左右对剧情作了详述，不光记载主干情节，而且颇为精细地摹画了戏剧的优美场面和人物的不同心理，成功传达了舞台气氛。
11.《马铃之声》
《六述奇》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1898年3月9日）在“莱色木戏园”（The Lyceum）看一短一长两出戏，“其长者，乃倭特路一茅店主人，名马斯亚者，于十五年前某月日，大雪缤纷，厚逾四尺，适有波兰犹太教人某甲，自乘雪床投宿，其雪床俄式，于两檐头马项之上，横有弯木，上系铜铃，行动丁东有声。其人极富，携有皮袋，满盛金钱。马斯亚见而祸心生，入夜刺死，焚其尸，纵其马，而毁其车。乡人罕有知者。（以下略）”[20]按张德彝在此篇日记开头说，“莱色木戏园之东主兼班头伊武英帖请星使与余今晚观剧”。“莱色木戏园”现通译为“兰心剧院”，这个“伊武英”，即“Henry Irving”，现通译为“亨利·欧文”，是英国十九世纪最著名也最有影响力的演员。1871年11月25日，伦敦兰心剧院公演了利奥彼德·刘易斯根据一个法国戏《波兰犹太人》改编的悲剧《马铃之声》(Bells)，由于欧文对男主人公马斯亚（Mathias）的出色表演，获得极大成功，使经营不景气的兰心剧院从此生意兴隆，一路兴旺。1878年，欧文成为兰心剧院的经理，此后二十年他一直在经理这个位置上工作，一边管理剧院一边亲自演出，直到1899年卸职为止。张德彝应邀观赏欧文的演出，就在欧文退职的前一年。本篇日记不光记载了众多人物的名字，详述了主要情节，还对马斯亚这个人物因受犯罪感压迫陷入幻觉的情状做了绘影绘声的描绘。尤可注意者，张德彝还注意了演员的表演艺术，说欧文“所扮之相貌既非善良，足令观者为之切齿。按其人忽作龙钟之老翁，忽扮贪残之凶徒，其登台装演之技，亦可谓精能矣。”
12.《唐·璜》
《八述奇》记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1902年5月18日）在马德里受西班牙国王的邀请，在“里亚戏园” （Teatro Real）观剧，“所演系法人某所编，据云二百年前，某城有富室某甲，为人不良，戏谑名人某乙之女。某乙闻之，怒，约甲林间斗剑。乙不敌甲，被刺，甲携仆逃。乙之子女寻得，大痛彻心，不知何人所害。后闻为甲，遂著素衣，四处缉访踪迹。（以下略）”[21]日记中的“某甲”，实际是西方著名的文学人物唐·璜；剧中的关键情节，即唐·璜风流放逸，诱拐妇女，遭到多人复仇，而他一意妄为，竟至邀请他所杀死的军官的石像来宅中赴宴，石像果如约前来，将其拖入地狱的故事。西班牙剧作家莫利纳（Tirso de Molina,本名Gabriel Tellez）最早将这一唐·璜故事写入戏剧（《塞维尔的花花公子》），后来许多剧作家包括莫里哀和普希金都曾用过这一题材。从张德彝日记提供的信息，似乎难以断定他所见到的《唐·璜》究竟是哪个版本。日记云“所演系法人所编剧”，大约指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