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1798年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S.T.柯勒律治[1]在梦境中创作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忽必烈汗》。诗人曾在自述中提到过这首诗的写作过程：“1798年夏季，健康状况不佳，在一农舍静养。一日略感不适，服用了镇痛剂后，披阅《珀切斯游记》一书，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围墙’这两句时，药性发作。熟睡约三小时，梦中异象纷呈，文思泉涌，作诗不下二三百行，醒来后，记忆甚为清晰，急取纸笔一一写下。不巧，这时有人因事来访，使他写作中断，约一小时后再来续写时，记忆俱已模糊，遂被迫搁笔。” [2]这首来源于梦境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在英国风行一时，诗人浪漫神秘的笔触把西方人的眼光带到了遥远的东方，成为当时西方人向往东方文明的指路标牌。
一、《忽必烈汗》与忽必烈汗
这首出于梦境的诗作充满了神奇的想象，把人们带入诗人的梦境之中，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受。而诗作的神秘莫测和不可捉摸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对该诗的分析和猜测层出不穷，观点各异。有人考察梦境作诗的可能性；有人考证诗中提到的山水人物的真实性。细读此诗，脑海里出现很多疑问：一个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何以对一个远在东方，又早在几百年之前的蒙古大汗诗兴大发呢？诗人的创作“触媒”何在呢？诗中的胜景与忽必烈汗又有什么有机关联呢？
这些疑问，只能从诗中找到答案。诗歌题名为《忽必烈汗》，但是它却并不是直接讲忽必烈这位蒙古大汗的丰功伟绩。诗的第一节讲到忽必烈汗下旨，在上都修建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方圆十英里，青山环抱，芳草鲜美、绿英缤纷，旁边有圣河流过，它穿过峡谷和洞窟一直通向“阴沉的大海”。一幅美不胜收的迷人景色。诗人选用了“decree”(降旨)、“stately”(威严)、“sacred”（神圣）等词，渲染帝王的尊贵；用“two five miles”(两个五英里)、“measureless to man”(深不可测)、“walls and towers”(高墙和塔楼)来描绘帝王的气派和尊严。一连串的视觉意象（花园、小山、溪水、森林）以及一系列的听觉意象（峡谷里声如鼎沸，喷泉、溶洞的融合音响，喧嚣声中祖先悠远的声音）等，生动具体地呈现了皇家宫苑的风貌，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诗人用词简约、密附，诗歌所烘托出的气氛自然、浓郁，正所谓思无定检，却率而造极。[3]诗人笔下的忽必烈上都和他的行宫仿佛是适于隐居的仙境，又似景致细腻优美的天堂，充满着闲逸的情绪和神秘的色彩。如此的上都来源于诗人之梦，诗人在睡前“披阅《珀切斯游记》一书，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围墙’”。带着这个影象，诗人进入了梦乡，来到了忽必烈汗的“艳阳宫苑，冰凌洞府”。《珀切斯游记》是英国地理学家塞·珀切斯的作品，其中收录了《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有关于忽必烈汗上都宫苑的记述。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马可·波罗是如何记述元代夏都——上都盛景的：
“向北方及东北方间骑行三日，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在位大汗之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此宫内有城垣环之，广袤十六哩，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片，运之他所，惟汗所命。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之。”[4]
从马克·波罗对上都的记载，不难想见上都宫苑的真实景观。这里，既没有“阿尔弗圣河”，也没有“阴沉的大海”，更不会有手执扬琴的“阿比西尼亚女郎”。而是一个兴建于草原的方圆十六哩的皇城。
根据历史记载，上都，原名开平。忽必烈以此根据地，广召天下人才，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开启了以汉法治国之端倪，为夺取汗位奠定了基础。忽必烈即位后，开平加号上都。从此，蒙元历史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可见，上都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沟通南北东西的商业大都会，极大地促进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都在元代的中外交往、科技文化、宗教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5]
不管是《马可·波罗行纪》还是有关的历史材料都明确告诉我们，诗人笔下的上都与真正的忽必烈上都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建筑风格都是大相径庭的：一个是神秘浪漫的温柔之乡，一个是规模宏大、气宇轩昂，尽显帝王之气的帝都。在这里“长发飘飘、目光闪闪”的“汗中之汗”——忽必烈“宛然听到祖先悠远的声音——战争的预告”！这才是上都，至尊之地，恢弘磅礴。是这里使他谨记先祖的教诲，秉承先祖遗志。是这里给忽必烈以无穷之力量，使他永立不败之地。称皇称汗的忽必烈至高、至尊、至荣的皇权凝固和沉淀在他的上都宫阙里。
古往今来，描写帝王宫阙的作品层出不穷。如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看看这些旷世之作是如何描写帝王的宫殿的：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嵾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閕。阜陵别邬，崴磈嵔廆，丘虚堀礨，隐辚郁壨，登降施靡. ——[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唐]杜牧：《阿房宫赋》
这些词藻华丽，极度铺排的辞赋作品极言秦皇汉武的宫殿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景致迷人，与柯勒律治诗中描摹的忽必烈上都、汗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是什么使古今中外的文人不惜笔墨，如此关注皇帝的宫苑呢？皇帝与宫殿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在一切君主专制制度下，最重要的建筑总是宫殿。从世界历史上看，古老的宫殿建筑，如公元前八世纪的亚述帝国的萨艮王宫、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帝国波利斯宫、公元十六世纪的法国卢浮宫、公元十七世纪的凡尔赛宫、十八世纪俄国的冬宫；秦始皇的阿房宫、汉武帝的未央宫、上林苑等等。古往今来的帝王君主都不遗余力的建造着属于自己的宫阙园林。[6]《仪礼》说“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对于臣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是宫殿建筑所体现的思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高祖纪》中有一段精彩的叙述，说的是西汉初年，“萧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7]司马迁以其历史家的深邃眼光，明白地指出宫殿建筑“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一重要的建筑思想。正是宫殿建筑的壮丽——至高、至尊、至荣的特点能够充分体现君主集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描写帝王建筑的作品中体现无余。就以《上林赋》为例。赋中假设楚国的子虚先生和齐国的乌有先生互相夸耀，后来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作品歌颂了汉代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8]忽必烈建立的元代，“圣朝之疆宇，固如金瓯，平如权横，三代以来，罕能同议”。[9]而忽必烈汗，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并把中国的版图扩到历史最大的少数民族帝王，堪与秦皇汗武、唐宗宋祖相媲美。他的帝都一定也不会逊色，甚至更加恢弘、更加磅礴，这样才能突显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庞大的世界性帝国，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内陆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忽必烈汗的丰功伟绩和轩昂气势。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作为帝王建筑的代表——宫殿建筑就应该是凝固的政治。正如阿房宫之于秦始皇；未央宫、上林苑之于汉武帝；故宫之于永乐、康熙；气魄宏大、不拘一格的上都宫阙宫殿正是体现勃兴于此的忽必烈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帝王励精图治、文治武功、中央集权最好的物化形式。
所以，尽管诗人笔下的宫阙并不是忽必烈上都汗宫实情实景的真实写照，但是诗人抓住了忽必烈汗与他的宫苑之间的有机联系：诗人笔下的宫阙便是忽必烈汗的化身，他的帝业勃兴于此，成就于此，而辉煌于四海。拨去文字华丽的外衣，我们看到，诗人深邃的眼光直指肯綮。
诗人抓住了帝王与宫殿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一东西方文化共通之处，只是为了赞美忽必烈汗的丰功伟绩吗？显然不是，诗人的创作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对心中向往的“彼岸世界”的描摹。
二、《忽必烈汗》与诗人的“彼岸世界”
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极言皇家宫苑之气派，是为汉武帝歌功颂德，其中不免有谄媚之嫌；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作《二京赋》都是通过皇城的宏伟华丽，盛赞皇帝励精图治，帝业千秋百代。而唐代杜牧作《阿房宫赋》，是借秦始皇的阿房宫，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讽谏当时的统治者的。柯勒律治既不会像司马相如那样，以诗献媚；也不会像班固和张衡那样盛赞一个相隔几个世纪的古代东方君主；更不会用《忽必烈汗》来讽谏当时英国的统治者。诗人“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10]而成的诗作真实用意何在呢？这样的疑问把我们的眼光带到诗人写作该诗的大时代背景中。
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不断，各种新的思想迭起的时代。英国开始于1689年的工业革命，除了带动生产力提高前所未有的水平，还引发了一系列试图改变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柯勒律治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的一个年代。1791年，诗人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这段时间的柯勒律治满怀着诗人的抱负，十分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与几个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计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邦”。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诗人对政治逐渐失望了，他的热情退却了。“他的大同世界——乌托邦的希望在1795年底彻底幻灭了”[11]。诗人不能像思想进步、直面人生的大诗人拜伦和雪莱那样积极地面对生活，只能远离政治现实，利用荒诞、神秘的传奇诗来满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追求。[12]这一时期，柯勒律治的兴趣集中在写诗和旅行上。[13]诗人正是这一时期写下了《忽必烈汗》一诗。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艺术追求幻化成远在东方的古代君主隽丽的都城：那膏腴之地，那苑囿鲜妍，川涧蜿蜒，鲜花盛开，幽林苍郁的皇家园林就是诗人心目中人人平等的“大同邦”。
柯勒律治曾经把18世纪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创始人康德的哲学思想介绍到英国，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也受到了康德关于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思想的极大影响。
忽必烈汗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纪帝国，正是诗人心中那个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常人只看到忽必烈的铁骑之于欧洲，而实际上他的威名和他的铁骑带到欧洲的东方文化也种在了柯勒律治这个英伦诗人的心田之中。忽必烈汗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纪帝国，正是诗人心中那个不可感知的“彼岸世界”。尽管不可感知，但它是仍使诗人心中的“桃花源”，令人无限神往。诗人心中东方的“彼岸世界”——美伦美奂的上都中，“苑囿鲜妍”、清山秀水，“阿比西尼亚女郎”在圣河边手执扬琴。诗人透过忽必烈汗的宫殿，透过煊赫一时的大蒙古帝国，勾勒的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东方世界的景观，甚至使人对东方产生了“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向往之情。诗人曾经破灭的政治抱负和他对东方“彼岸世界”的“大同邦”的无限向往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诗人创作《忽必烈汗》这首看似神秘莫测的传奇诗的真正用意。诗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表达的对东方的神往之情并非“一己之私”，也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情绪。
十四世纪下半叶初期，蒙古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引发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人与蒙古以及中央亚保持了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所有联系中断了，以后便完全停止了。[14]而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在长达近两个世纪里和东方世界完全失去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与东方世界建立关系的心愿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压过了恐惧和敌意。[15]正是此时，柯勒律治摈弃了对东方的不解和西方人对东方惯有的鄙夷和恐惧，而是带着对东方的强烈渴望，以非凡的理解力，将现实生活与自然景观自然结合，而移入幻想的境域。这种移情入景的幻想，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对于前所未见的、足以使醒者醉、醉者醒的美丽但求一见的冲动。而《忽必烈汗》就像一双灵巧的手，打开了封闭了两个多世纪的阻隔在东西方之间的大门，把西方人的“彼岸世界”——东方世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使以诗人为代表的所有对东方心存向往的西方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将这种非凡的冲动宣泄了出来。
[1] S.T.柯尔律治（1772-1834）：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代表作《老水手行》、《克里 斯德蓓》、《忽必烈汗》。
[2]《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3] 袁宪军《柯勒绿治〈忽必烈汗〉的主题形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79页。
[4]《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3-174页。
[5] 肖瑞玲《元上都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47页。
[6] 赵立瀛、何融编著《中国宫殿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1-2页。
[7]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页。
[8]《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一版，第121页。
[9]《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征伐》引赵天麟奏议。
[10] 鲁迅《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1] S.T.Coleridge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T.柯勒律治访谈回忆录》）, edited by Seamus Perry，Houndmills, Basingstoke,HampshireNew York:Palgrave,2000,p.45
[12]《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杨德豫译，第3页。
[13] S. T. Coleridge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 p.45.
[14] [苏]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15] [法]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