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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赫达雅特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一、中世纪蒙古征服战争对伊朗社会文化的影响

蒙古民族在中世纪发动了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与物质破坏。蒙古人在13世纪中叶征服伊朗高原之后,建立了伊尔汗王朝(1253-1291)。但是,在文学方面,蒙古人对波斯诗歌这一波斯文学最为重要的创作体裁的影响并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大批的波斯诗人在蒙古人入侵伊朗后纷纷出逃印度、小亚细亚地区。在印度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波斯诗歌体——印度体,而在安纳托利亚则涌现了苏菲派杰出诗人莫拉维(1207-1273);在另一些地区,如伊朗南方的一些小王朝,名义上臣服于蒙古,实为独立进行统治,在蒙古人的征伐战争中也没有遭受太多的兵马之乱,如当时伊朗另外两位杰出的抒情诗诗人哈朱·克尔曼尼(1280-1352)与哈菲兹(1327-1390)便主要活动于伊朗南方莫扎法里扬王朝(1323-1393)统治的设拉子城,他们的诗歌作品依然保持了传统波斯诗歌的特色,其中出现蒙古人形象的诗歌作品鲜而有之。

虽然在诗歌方面伊朗从蒙古人那里借鉴与影响的内容与因素并不多,不过由于蒙古人在伊朗各地的统治,在这一时期还是有许多蒙古、突厥语词汇进入了部分伊朗文学作品之中。此外,在史学方面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伊朗史学家,他们受命于伊尔汗朝廷,编纂了大批的史学典籍,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包括志费尼(1226-1283)的《世界征服者史》,主要纪录了13世纪的蒙古历史;《史集》,作者拉施特(1247-1318)曾相继担任过伊尔汗王朝统治者合赞汗(1295-1304年)、完者都(1304-1316年)、布赛因(1316-1335年)的宰相。该书成书于1310年,记述了蒙古、伊朗、中国等世界各民族的通史。公元15世纪起蒙古人的势力退出伊朗高原后,蒙古文化在伊朗民族身上的影响也逐渐褪去。

 

二、赫达雅特生活年代的伊朗时代背景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产生与形成,总是可以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与走过的独特道路中找到原因,萨迪克·赫达雅特(1903-1951),这位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家,在这一点也不例外。赫达雅特1903年出生于德黑兰,他的幼年时代,伊朗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十九世纪起,还被外人称之为“波斯”的伊朗逐渐被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各国列强靠军事力量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政治与经济特权。由于国内政治上伊朗凯加王朝的腐败与国外列强的入侵,伊朗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农业连年歉收。1905年底,伊朗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德黑兰等地的宗教人士、商人遭到官吏和军人的毒打。一时群情激愤的伊朗民众纷纷罢工罢市,集会游行风起云涌。统治伊朗的凯加王朝(1795-1921)国王被迫宣布进行改革,在伊朗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封建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伺机反扑。英、俄乘机分别将伊朗的南北部分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配合伊朗反动势力镇压革命。在这种形势下,1911年底,反动集团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凯加王朝复辟。延续六年的革命运动被扼杀了,史称“立宪革命”,与同期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这次革命最终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但是它揭开了伊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页。

    1921年,波斯哥萨克军旅上校礼萨·汗(1878-1944)利用国内动荡的局势,趁机发动政变,把凯加王朝国王赶下了台。1926年,礼萨·汗为自己加冕,正式建立巴列维[1]王朝(1926-1979)。立国之后,礼萨·汗认为若想稳固统治,必须改变伊朗的落后状态,需要学习西方列强先进技术。同时,必须加强伊朗的军事力量,因此他狠抓军队,伊朗由此开始了工业化,大举兴建铁路公路,创办了新式学校、医院及其他现代公共设施。礼萨·汗还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前往西方国家学习。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统治伊朗的礼萨·巴列维(1919-1980),在1931年也被派送往瑞士接受西方教育。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礼萨·汗严酷镇压国内的异己者,并严厉打击了伊朗的宗教阶层,因而造成国内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赫达雅特早年曾在一所美国学校接受中等教育。1926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响应礼萨·汗留学海外政策,前往比利时学习牙医,后因对该专业不感兴趣而转到法国学习土木工程,在这一期间,赫达雅特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欧美近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他本人对文学的兴趣也愈加浓厚,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三、赫达雅特创作爱国主义小说的源泉

赫达雅特虽然不能称为爱国主义作家,但是就作家本人来说,赫达雅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伊朗人。年青时代的赫达雅特就十分注重对伊朗民俗文化的收集,他曾对伊朗古代叙事诗集《维斯和朗明》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也在各地考察过伊朗民间习俗,收集过民间创作和宗教故事,学习过巴列维语[2],并翻译过一些重要的古代巴列维语文献。他于1931年他发表了一部歌谣集——《神话》,1933年他又出版了伊朗民俗文化集——《幻术集》,此外,他还写下了许多游记体小说。可以说早年对伊朗民俗文化、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丰富了赫达雅特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为其创作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奠定了殷实的思想基础。

1930年,赫达雅特在法国毕业于工程学专业后,从欧洲返回伊朗。在这一时期,赫达雅特当时的创作深受伊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以诗人尼玛·尤师奇(1897-1961)为代表人物发起的“新诗”运动为标志,在伊朗文学界出现了主张打破传统诗歌中繁琐的格律限制,采用灵活自由的格式创作诗歌的热潮。1921年,贾玛尔扎德(1895-1997)发表了《故事集》,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伊朗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文学小说。贾玛尔扎德还进行了“把市井街头普通百姓的用语进行加工”[3]的语言改革,使得伊朗现代小说更加贴近了大众的生活,更好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此后,一批伊朗小说家陆续登上了伊朗文学舞台。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颂扬爱国主义、鼓舞伊朗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内容,这无疑是与当时伊朗国内的现状有极大关联的。礼萨·汗当时大力加强了对文艺出版的监控,很多反映伊朗人民困苦生活和伊朗社会阴暗面的作品遭到查封,许多进步作家被捕入狱或是流亡海外。因此,此时伊朗涌现了一批写实主义作家,他们一方面比较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很多人具有欧洲留学(大都去往法国和德国)背景,同时他们也接受和吸取了苏俄的革命思想,因此很多是亲法、亲德、亲俄的作品,其内容大都以反映伊朗的中下层人民不幸遭遇为主,同时主张恢复伊朗的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伊朗内政。

 

四、赫达雅特两部杰出的爱国主义小说

——《蒙古的阴影》与《萨珊姑娘帕尔温》

1931年,赫达雅特完成了短篇小说《蒙古人的阴影》。当时这篇小说是和其他两位作家的作品收录于一部名为《雅利安》的作品集中,1951年赫达亚特去世之后不久又重新单独出版。这部作品以外族入侵为背景,叙述了一位普通伊朗人奋起反抗侵略的故事。年轻人沙哈鲁是生活在伊朗北部马赞德兰地区[4]的一位农民,蒙古人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平静生活,一日,一队蒙古人马突然来到他们家乡,肆意掠夺,沙哈鲁的未婚妻古尔莎德也在遭到蒙古人凌辱之后惨遭杀害。沙哈鲁回到家中后目睹惨象后,决意去为古尔莎德报仇。他快马赶上蒙古人后,伏击了他们,在搏斗中他杀死了杀害古尔莎德的凶手,不过沙哈鲁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后由于伤重长眠于马赞德兰茂密的森林之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伊朗人对中世纪蒙古人的西征一直持否定态度,在伊朗人眼中,当时的蒙古人来自于文化落后地区,是野蛮、疯狂、嗜血的文明世界破坏者。小说《蒙古的阴影》中赫达雅特的对待外族侵略的立场是极为鲜明的,其中的蒙古人也都是以侵略者的形象出现的,在文中他这样描写蒙古兵——“可怕的笑容,一双斜眼,黄色的脸颊,恶狠狠的面容”、“凶残的,拖着长长的胡子,有着一双充血三角眼的蒙古贼在那里嬉笑着”、“他们为了偷盗、劫掠与杀戮来到此地”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沙哈鲁也以被蒙古人所俘为耻——“如果老虎把他(沙哈鲁)叼走又会怎样呢?这要比落入蒙古人手中好多了;这要比再次看到那些凶神恶煞的面孔、那些嗜血者,听到那些肮脏的腔调好多了。”值得注意的是,赫达雅特还多次把沙哈鲁对其未婚妻古儿莎德的往日生活美好回忆穿插与蒙古人暴行进行了交叉描述,突出了作品的戏剧与悲剧效果。在文中,作者还着重对沙哈鲁自己的一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匕首贯穿全文进行了多次描写,“这把匕首,还未被蒙古人肮脏的鲜血所污染”,当他拿起匕首,刺进敌人的腹部之后,“蒙古贼发出一声豺狼般的可怕惨叫后与他肩头的红巾一齐摔下马来……”,沙哈鲁后来在搏斗中受伤后,躲进了森林之中,最后他倚靠在一棵大树之下,紧握着那把匕首含笑而去,表现了伊朗人民宁死不屈的英勇气节。

谈到赫达雅特的小说《蒙古的阴影》就不能提及他的另一部爱国主义作品——戏剧《萨珊姑娘帕尔温》。这部作品完成于1930年。戏剧内容与小说《蒙古的阴影》有着类似的反侵略内容,不同的是蒙古人换成了阿拉伯人。这部作品中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入侵伊朗萨珊王朝(224-651)时期,势如破竹的阿拉伯军队即将攻打到伊朗北部雷伊城[5],萨珊贵族们纷纷东逃,只有查赫尔·派达尔一家没有撤走,阿拉伯人到来之后,其军事领袖欲霸占查赫尔·派达尔美丽的女儿帕尔温,并派出翻译对帕尔温威逼利诱,但帕尔温宁死不从,并坚信其未婚夫帕尔维兹会前来解救自己。不过当翻译拿出帕尔维兹的戒指后,告诉帕尔温他的未婚夫已经战死疆场后,帕尔温绝望了。当阿拉伯军队领袖试图强行霸占帕尔温时,帕尔温在争斗中被其刺死。

在《萨珊姑娘帕尔温》剧本中,赫达雅特直接对阿拉伯军队首领的描述不多,主要通过了一位翻译来表现阿拉伯人的狡诈凶残以及伊朗人民奋勇抵抗精神:“这个翻译,感到自己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透露了当阿拉伯人到达时,此地的抵抗者的抵抗十分顽强,但是毕竟敌不过他们的进攻。当所有的抵抗者倒下后,他与另一些深得头领信任的人在战场伊朗战死者身上搜寻有价值的东西,并且杀掉那些还未完全咽气的人…… 他看到一个伊朗青年(帕尔维兹),奄奄一息,临死前他交给自己一幅女孩(帕尔温)的画像,希望能帮助他找到这个女孩,并且告诉她不必再去等他。不料后来阿拉伯军队首领看到了这个画像,并命令自己要把这个女孩带到后宫之中。”在这些叙述中把帕尔维兹对帕尔温忠贞的爱情,阿拉伯人的凶残与贪婪,伊朗人民抵抗外来侵略者的爱国气概结合在一起,一并展现给了读者。

 

五、赫达雅特爱国主义作品在其创作中的地位

赫达雅特连续创作两部关于反抗外族侵略的文学作品,决非偶然。众所周知伊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身为穆斯林的赫达雅特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次出现了对穆斯林“虚伪”的信仰与对历史上入侵伊朗的外族的憎恨。赫达雅特的反宗教意识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哲学的,自年轻时代起就推崇海亚姆(1048-1122[6]的四行诗[7],而海亚姆正是一个以诗歌表达反宗教思想的斗士,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由于历史高度的限制,海亚姆对宗教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提出了置疑,但最终还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矛盾中,而赫达雅特则进一步看清了宗教的实质,并对其进行了更彻底的揭露与鞭挞。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多次有所反映,他塑造了多个愚昧、贪婪的宗教人物形象,例如在其小说《兀鹰》(1930)为商人送葬的阿訇、《哈吉老爷》(1945)中的哈吉老爷等。前者为教导、指引伊斯兰众教徒行事的长老,而后者则是曾去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德高望重的人士,但在赫达雅特的笔下都成为了无情批判的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使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赫达雅特的作品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开禁。至今,伊朗国内文学界对他的作品仍是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他的写作手法高超独特,大为推崇,而另一些人认为他的一些作品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

赫达雅特在这两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伊朗人民当时迫切希望民族独立,重振民族雄风的愿望。正如他在《蒙古的阴影》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的先辈曾用热血捍卫过自由,我希望你们只要活着,只要还未牺牲,就决不能把伊朗的土地落入外族之手……”,而在《萨珊姑娘帕尔温》中把伊斯兰教传教战争定义为对伊朗民族的侵略战争,本身就打破了千年的传统宗教观念。

在反对伊斯兰教、排斥阿拉伯文化的同时,赫达雅特也表现了对拜火教[8]——这一伊朗传统民族宗教的极大热情。虽然赫达雅特从未公开称自己为拜火教徒,但是他在许多作品中,都会附上一段赞美拜火教中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颂词,表示对其敬仰之情。实际上,赫达雅特对拜火教的赞颂也是他对历史悠久的伊朗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的反映。

不过,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赫达雅特也明了一点: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腐朽落后的糟粕,剔除、废止这些文化毒瘤是一件极为迫切的事情。因此,在某种层面,这其实是与礼萨·汗的治国方针上是相吻合的。在赫达雅特的很多小说中,反映、揭露、讽刺宗教人士虚伪与愚昧、社会上压迫、不平等现象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直接针对政府暴政的内容在赫达雅特小说中出现的次数确实不多。当然,当时巴列维王朝对文艺出版、新闻界严密控制是一个原因,19371942年间赫达雅特出现了创作的真空期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巴列维王朝崇尚西方、抑制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发展,加强伊朗民族凝聚力的一系列措施[9],赫达雅特在内心应该是与自己的想法吻合并感到鼓舞的。如果赞同这一点,当我们再次阅读赫达雅特的作品时,或许有新的发现。

也许赫达雅特并不能称之为爱国主义作家,爱国主义作品不能算作赫达雅特的主流创作作品,除去用意识流写作手法创作的中篇小说《盲枭》,他更多佳作是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短篇讽刺小说;我们也不能称他为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因为赫达雅特长期以来一直在接触并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虽然出生于贵族世家,但他喜爱与群众在一起,他曾经为出版伊朗民间传说而前往各地搜集各类素材,赫达雅特小说的主人公也大都是社会上那些平凡人物。他长期与民接触并且真心关心人民的疾苦、热爱自己的祖国才使他巧妙地刻画出了像沙哈鲁、帕尔温这样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这一点,赫达雅特无愧于一位人民作家。不过,从他的这些爱国主义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作家内心中的苦闷与彷徨,一方面他希望伊朗人民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但伊朗人民的一千多年以来形成的伊斯兰传统却不允许他们无端抛弃自己的信仰;他主张伊朗应向欧美国家学习,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又无法接受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不断干涉这一现实。当内心的远大抱负与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赫达雅特最终选择了自我逃避,1951年他在法国巴黎自杀身亡,年仅48岁。


[1] 巴列维”一词在波斯语中意为“王中之王。

[2] 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之前伊朗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又称中古波斯语。

[3] 张鸿年《波斯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 389页。

[4] 又称塔巴列斯坦。

[5] 今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

[6] 中世纪伊朗著名诗人、哲学家、科学家。

[7] 赫达雅特曾于1923年发表文学评论《海亚姆的四行诗》。

[8] 或称琐罗亚斯特教,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伊朗地区的宗教。

[9] 1935年,礼萨·汗把正式国名由“波斯”定为“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