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说到印度的印地语小说家雷努，不少读者会首先联想到“边区小说”，联想到他的印地语长篇小说《肮脏的裙裾》[1]。是的，《肮脏的裙裾》是雷努的成名作，被视为印地语小说界继《戈丹》之后又一部“史诗性”的作品[2]。这部小说不仅使雷努在印地语文坛声名鹊起，而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地语文坛掀起了“边区小说”创作的热潮。继《肮脏的裙裾》之后，雷努又陆续作了不少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如长篇边区小说《荒土地的故事》、中篇小说《巴尔杜先生之路》、《长期苦修》、《游行》以及《多少十字路口》等等。除此之外，雷努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本文就是以对雷努短篇小说作品的精读为基础，全面地介绍其短篇小说作品，同时通过对雷努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使读者对雷努的短篇小说作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雷努短篇小说创作简介

雷努从1936年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曾在当时的校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并不成熟。1942年雷努因参加了著名的“退出印度”运动而被捕，1944年获释。同年8月27日，他的第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说——《榕树老爹》在加尔各答出版的《众友》周刊上发表。紧接着第二篇短篇小说《角斗士的鼓》也在同年的12月11日发表于同一周刊。这两篇短篇小说的发表标志着雷努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之后，雷努陆续发表了以《第三个誓言》、《勒斯布里亚》、《初夜馨香》、《好人》为代表的几十篇短篇小说。1972年，雷努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壁画女王》发表。雷努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在《民歌》（1959）、《初夜馨香》（1967）和《食火者》（1973）以及《我最喜爱的短篇小说》（1975）等几部短篇小说集中。这几部短篇小说集都是在雷努生前出版的。雷努去世之后，他又有几部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版，主要有《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优秀短篇小说》（1977）、《五月正午的阳光》、《好人》等。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囊括了雷努全部短篇小说的著作是由帕勒德·雅雅沃尔主编、印度国莲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雷努作品集》（1993）中的第一卷。另外，帕勒德·雅雅沃尔还主编了《雷努讽刺短篇小说集》（2001）等。

从时间跨度上看，雷努的短篇小说创作总共持续了29年，总共创作了60余篇短篇小说，数量并不算多。这一点与雷努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式有很大关系。据熟悉雷努的人说，雷努在创作的时候往往用多种方式来反复写作一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经过六七次写作和修改。另外雷努在词汇使用上尤其花费心思，有时为了一个合适的词汇他往往好几天寝食难安，这一点我们在读雷努的作品时往往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雷努短篇小说的主要内容

综观雷努的短篇小说作品，难免会有纷繁芜杂的感觉，因为他的短篇小说无论从反映的思想内容、塑造的人物形象或是写作的手法与风格方面看都是相当多样化的。首先，与其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印度北部比哈尔邦普尔尼亚边区的乡村风貌不同，雷努的短篇小说涉及的范围显然要更广一些，既有取材于普尔尼亚边区乡村的作品，也有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其次，雷努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有边区农村的车夫、铁匠、信差、小贩，也有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政党成员，还有走街串巷靠卖艺为生的流浪艺人；再次，从写作手法来看，雷努的短篇小说既有继承了传统写作方式的叙事小说，又有融合了现代派风格的心理小说。总而言之，要想对雷努的所有短篇小说进行系统的分类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为了便于对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又非常有必要进行分类，因此虽然勉为其难，笔者还是根据雷努短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内容的不同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分类，希望能够对阅读雷努的短篇小说作品有一定的帮助。

总体来说，从小说描写的对象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方面来看，雷努的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描写边区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小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情感世界的小说作品。这一类小说在雷努的短篇小说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在这些小说中，读者既可以看到浪漫浓烈又略带朦胧色彩的爱情，如《第三个誓言》、《五月正午的阳光》、《守护者》等；又能体会到质朴温馨、感人至深的亲情，如《分别时刻》、《修理工拉苏尔》、《勒斯布里亚》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复杂情感，如《受伤》、《煤油灯》、《初五的征兆》、《朝圣者》和《好人》等等。当然，所有这些展现不同情感的小说，并非都是单纯以展现情感为目的，作品中搀杂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总的来说是以情感作为主线构建小说情节，同时通过小说情节的发展反映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

《第三个誓言》是雷努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也是印地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3]，曾被印度五、六十年代印度著名导演谢兰德拉于1961-1966年历时五年拍摄为同名电影。小说中描述了乡下车夫希拉曼与民间巡回歌舞团舞女希拉巴伊之间略带感伤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希拉曼是车夫，曾经订过亲，但新娘没过门就死了，于是他决定从此不再结婚。原因是嫂子坚持要给他找一个古马利[4]，但他认为自己是个鳏夫，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婚事。每当嫂子催促他结婚时，他就说自己只能找一个寡妇结婚。在20年的车夫生涯中，希拉曼经历了不少坎坷，也因此发出两个誓言：一是不运送走私物品，二是不运送竹子。希拉巴伊是民间歌舞团的舞女，跟随歌舞团一起走南闯北，在各地的庙会、集市中进行表演是她的工作，但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她并不看重钱财，却被希拉曼这样一个土里土气的车夫吸引了。希拉巴伊从希拉曼身上看到了质朴和善良，希拉曼则从希拉巴伊的身上看到了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与温柔。虽然没有吐露只字片语的爱意，但这种爱却在两人内心的最深处汹涌。然而身份的巨大差异不可能给他们的爱情带来结果，希拉巴伊跟随歌舞团离开，继续踏上了她的流浪艺人之路，而希拉曼也发出了他的第三个誓言——以后再也不运送任何歌舞团里的“巴伊[5]”了。《信使》中描述了一个大家庭的媳妇内心的无助与骄傲。丈夫去世之后，伯胡里娅失去了依靠，每天缺衣少食地度日。娘家几次捎信来让她回去，但她不愿成为娘家的累赘，也不愿失去自尊。可是有一天，她实在捱不过去了，于是托村子里的送信人哈尔戈宾送信给娘家：“到底还要受多少罪呢？告诉妈妈，我以后给哥嫂做佣人，吃孩子们的剩饭都可以，只要在家里有一个角落可以存身就行。这里现在再也……再也活不下去了……告诉妈妈，如果她不把我从这儿带走，我就找个地方在脖子上套根绳子吊死算了！要靠吃野菜活到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活？……为谁而活呢？”[6]哈尔戈宾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伯胡里娅的娘家，但是却没办法把消息告诉她娘家的人。他不希望伯胡里娅在一时冲动之下陷入依赖娘家的苦难之中无法自拔，于是他不惜放弃履行信使的义务来维护她的骄傲，只向娘家人报了平安之后就离开了。而伯胡里娅在走了之后立即就后悔了，当她知道哈尔戈宾没有把消息送到娘家时，她才如释重负。总的来说，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展现家庭中的严酷现实与内心复杂情感冲突的小说。《受伤》中的手工艺人西尔金纯朴善良，有强烈的自尊心。他无儿无女，是村子里优秀的手艺人，村子里的人如果需要做竹帘和凉席等东西时都得去请他。他不收工钱，只要主人家管饭就行。一天他被玛努的妈妈请到家里给即将出嫁的玛努做陪嫁的这些物品，玛努给他槟榔包吃，玛努的婶婶却说指桑骂槐地说西尔金是来吃白食的。于是西尔金扔下做了一半的竹帘走了，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善良纯朴的他为了不让玛努伤心，还是悄悄地在自己家里做好了竹帘和凉席，赶在玛努出嫁前送给了她。作者通过西尔金与玛努一家发生的故事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与玛努一家人之间复杂的情感。《分离时刻》讲述的是维杰娅和朱尔姆这两个并非亲生姐妹的女孩之间姐妹情深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维杰娅对乡村生活的无限眷恋。维杰娅和朱尔姆在村子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维杰娅要到城里去结婚，朱尔姆尽管很舍不得她，也只能无奈地看她离开。维杰娅在城里结了婚，但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总是思念村子里的朱尔姆，思念以前乡村里的幸福时光。有一次朱尔姆病了，维杰娅不顾丈夫的反对与打骂回到村子里去看她，可是朱尔姆却在对维杰娅的思念中死去了。这篇小说中维杰娅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也是雷努本人热爱乡村生活的写照。雷努生于乡村，成年之后由于写作以及治病的需要定居巴特那，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和时间允许，他就会回到乡村，回到他熟悉和喜爱的乡民们当中去过他所热爱的那种简单纯朴的乡间生活。也正是由于雷努对边区生活以及边区居民的熟悉，他笔下众多的边区小人物形象才会如此生动，他们的情感世界才会如此真实感人。

二、以民间艺术家以及他们热爱的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中往往反映一些民间艺术家在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中对民间艺术的苦苦追求和对民间艺术走向衰落时的无奈与挣扎。《勒斯布里亚》、《大力士》、《壁画女王》以及《三个宾迪亚》等短篇小说就是展现这方面内容的。雷努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对民间歌舞等民间艺术形式非常热爱。尽管他的父亲极力反对他观看这些由所谓下层阶级表演的歌舞，但是雷努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削减。随着印度的独立，原来以农业村社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中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带来的影响也扩展到了乡村。这种影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乡村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根基在经济社会的冲击下变得不再稳固。雷努的小说中有不少地方都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无奈。在《第三个誓言》中他借希拉曼之口感叹道：“时代变了呀！到哪里去了，那个时代？”[7]《大力士》中鲁登成功挑战摔跤手“狮子之子”，被当时的国王封为王国大力士，在宫廷中表演，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了摔跤手。但是时代的变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老国王死后，新国王对摔跤不感兴趣，鲁登在宫廷中失去了地位，他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乡，以教授摔跤为生。有一年发生了旱灾，村子里的人食不果腹，再也没有人来学习摔跤，鲁登和他的两个儿子也没能逃脱饿死的命运。民间文化一旦失去了滋养它的土壤，就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了。另一方面，雷努对保存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渴望也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体现出来了。小说《勒斯布里亚》中的本吉高里是红极一时的勒斯布里亚[8]歌唱艺人。长年的表演使他的手指弯曲了，嗓子也哑了。再加上时代的变迁，如今的人们大多数都已对民歌失去了往日的热情，所以现在的他只能依靠他人的施舍维持生存。多年来他四处流浪，苦苦寻找着传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故人之子莫诃那，看到他竟然能够熟练地演唱勒斯布里亚，于是他的那颗本来已经丧失希望的心重又燃起了希望。小说充分表现了民间歌唱艺人对民间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将它们保存和发扬光大的强烈渴望。《壁画女王》中的普勒波蒂和她的母亲两人都是从事壁画创作的民间艺人，但是她们所从事的这种艺术的价值直到她们获得政府奖之后才为人所知。巴特那的新闻记者萨那登为了亲眼目睹这种家庭手工艺来到母女俩所在的村子里。看到母女俩创作的美丽的壁画，萨那登心生贪念，他极力渲染城市的美好，想利用城市对这对母女的诱惑把她们带到城里去建立工厂，使她们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在他的游说下，普勒波蒂和她的母亲渐渐被他所描述的城市吸引。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母女俩最终还是决定不离开村子，她们要与民间艺术真正的土壤在一起。这篇小说表现了民间艺人偶尔也会被利益诱惑，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与他们挚爱的民间艺术在一起。

三、反映政治斗争以及政治斗争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小说作品。这一类的小说包括《派别的幽灵》、《自我的证明》、《美丽》、《废墟》以及《战场上》等。雷努早年积极参加印度独立运动，曾因参加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而被捕，之后又多次参加政治运动，因此雷努的政治信仰和观念也不时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流露出来。《派别的幽灵》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徘徊在不同派别之间而遭遇尴尬的故事，尤其是详细描述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误打误撞地被学生中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分别看作是“自己人”之后发生的许多荒唐而可笑的事情。小说风格幽默，但是看似轻松的行文背后却隐含着雷努本人对派别政治的厌恶之情。《自我的证明》讲述的是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为某党派工作了35年的根纳伯德在一次党内分裂的时候却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分裂的双方为了推卸分裂党的罪名，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根纳伯德，甚至污蔑他为叛徒。经过仔细地反省之后，根纳伯德终于认识到不能再为这些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早已背离了党的初衷的党的败类服务了，于是他勇敢地进行反抗，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党的工作者。从这篇小说中我们既可以对看到雷努对主人公根纳伯德的充分肯定，也能感受到雷努对政治党派脱离群众和内部纷争的痛心疾首。《废墟》的主人公戈巴尔始终坚持为国家独立而工作，虽然他的努力没有造福于自己的家庭，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但他始终对国家有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的后悔。《美丽》描写的是一个始终积极参加独立运动的女战士在反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斗争之时被反对派用硫酸毁容的故事。小说中的“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目睹了女主人公的经历，对她的不幸给予了深深的同情。雷努的这类小说以尖锐的笔触揭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他在小说中既刻画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形象，也勾勒出一些革命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这些作品都充分体现出雷努本人早年积极投身独立运动、参加政治斗争的丰富体验，毫无缺乏实践经验的做作之感。

四、雷努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说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以外，还涉及到不少其他方面的内容。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通过塑造描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社会现实。《艺术家》这篇小说中，主人公谢拉德是个设计师，他是印度教徒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居住在城市某个角落里的一所破旧公寓的阁楼里，以微薄的薪水为雇主赚取了大量财富，而他却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设计是否受欢迎。他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到处观察，掌握流行的趋势。有一次他的朋友偶然碰到他，看到他生活窘迫，就邀请他与自己合伙做生意，而他却拒绝了，因为他不能舍弃自己对艺术的这份追求。《办公桌》讲述的是一个办公室女职员的故事。在办公室工作多年之后，杜尔巴小姐升了职。可是搬到新办公室之后，她却每日心神不宁，原来离开了陪伴她多年的那张办公桌，她就好象失去了亲密的伴侣一样。最后，她虽然从自己继任者那里要回了那张桌子，却导致了继任者的辞职。这篇小说反映了“人”可能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迁而迷失自我的普遍现象。

雷努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从雷努所有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来看，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沿袭了普列姆昌德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因此，其短篇小说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的“新小说”运动也不可能不对同样生活和创作于这一时代的雷努产生影响，有的印度评论家也把他归为“新小说”派的一员。雷努也创作了一些心理小说，如《办公桌》、《五月正午的阳光》、《乌鸦其行》和《初夜馨香》等。总的来说，雷努的短篇小说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细腻深入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雷努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其心理小说当中，也是其他类型的短篇小说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以《五月正午的阳光》为例：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整日呆在家中的妻子切尔那渐渐觉得自己与丈夫本格吉之间的甜蜜与温存似乎越来越少了。小说中对切尔娜有这样的心理描写：

一躺到凉席上她又想志了本格吉（笔者注：切尔娜的丈夫）烦躁而生硬的话语。……最近他怎么了？什么事都发火，总是拉着一张脸。说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

……

以前从办公室一回来，总要抱着至少粘糊上十来分钟，就好像丢失了很长时间的东西又失而复得了一样。说一句话就要亲一下。尽管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是精神十足，不弄到很晚就不睡。可现在只要往床上一躺，眼睛就睁不开了。[9]

切尔娜有一个习惯，每天午后洗完澡总喜欢在窗口站一会儿，看看外面的风景。可是他们居住的巷子里总有一些轻浮的小青年，看到切尔娜长得漂亮就借机出言挑逗她。切尔娜时常向丈夫抱怨，可是丈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让她感受到了变化：

到去年为止只要他看到我站在窗口，就会说：“知道巷子里流氓多，干嘛还总那样子站在窗口？”

可是现在呢？现在他会说，如今一个成功的主妇只要有意无意地在牛奶贩子、洗衣匠和杂货贩子面前解开一两个扣子，肯定能买到便宜东西。…嘁，这个人的心怎么变得这么肮脏了？[10]

就这样，作者通过对切尔娜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对夫妻在从新婚的甜蜜逐渐进入平淡生活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上的变化，揭示了婚姻生活的欢乐与哀愁。

在小说《勒斯布里亚》中，主人公歌唱艺人本吉高里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印历三月酷热的阳光下人们也不唱歌了……再过些日子是不是连布谷鸟也会忘了该怎么歌唱了？在这样的酷暑里不唱歌怎么干活呢？五年前人们的内心还有剩余的热情……灼热的阳光下人们的嗓子就想吃了蜂蜜一样圆润……人们唱着比尔哈、姜吉尔、勒格尼[11]……在田间干着干着活儿就唱起歌来了。”[12]这样的心理活动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一个苦苦寻找传人的流浪艺人看到自己热爱的民间艺术如今已如明日黄花时的悲凉心境。

二、幽默讽刺的写作手法。幽默与讽刺的手法是雷努短篇小说写作的又一主要特点。事实上雷努所有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几乎都有这一特点的体现，有时在字里行间里创造出幽默的氛围，有时则全篇采用幽默讽刺的写作手法来。《派别的幽灵》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我”从小到大身处相互对立派别之间而遭遇的种种尴尬局面，讽刺了各种派别的狭隘与无知，也间接地批评了某些人参加党派的盲目性。《乌鸦其行》讽刺了一些人的迷信思想，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先看看兆头，有吉兆了才去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学者与水牛》讲的是一个书呆子“纸上谈兵”种地的故事。阿格姆拉尔先生是印刷厂的校对员。他乡下有几亩地，在报纸上读了一些有关“绿色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异想天开地到乡下种地。可是阿格姆既不热爱土地，也不熟悉种地的事，只是读了一些书就赶“革命”的时髦，结果他不得不面对在农村里碰到的很多实际困难。虽然他最终碰了钉子回到城市里，但还是不死心，而且重新制定计划，决定在大选期间利用校对多挣些钱，然后回到村子买一头母水牛，重新开始农村创业。这篇小说讽刺了那些刚愎自用又不懂装懂的人，指出他们必然遭受失败的结果。《一盏煤油灯》讲述村里的五老会赶时髦买了一盏煤油灯，但买灯的时候因为怕别人嘲笑，没有向店主询问点灯的方法。全村的人围着这盏煤油灯束手无策，为了维护自己村子的尊严又不能去问其他村里的人，最后还是请来了本村里的一个因为“违反”教规被剥夺了种姓的青年来点着了这盏煤油灯。这篇小说善意地嘲弄了无知的村民们在面对“先进”事物时的迷茫与无措，也严肃地抨击了貌似神圣的种姓制度的虚伪性。

雷努的这些讽刺小说往往是用幽默的语言来讲述一个严肃的话题或事件，他从不为了幽默而幽默，讽刺的手法始终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因而雷努的讽刺小说使读者在阅读时，不仅会为其中的幽默言辞而开怀一笑，更能在小说的引导下去深思，去体味隐藏在笑意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三、象征、暗示和隐喻手法的运用。象征、暗示和隐喻等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新小说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雷努的不少小说中也运用了这样的表现手法，但与大多数新小说派作家不同的是，雷努在运用这样的表现手法时，并不一味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朦胧化，而是让这样的表现手法在客观上起到了烘托故事情节的作用。这里再以《第三个誓言》为例，小说是以这一句话开头的：“车夫希拉曼的后背上痒痒的……”[13]，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就勾起了读者的无限遐想，读者会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希拉曼这一次的生意是为剧团运送女演员。小说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一来背上痒痒的，二来呢，旃簸迦花（注：即金香木，花浅黄色，香气甚浓）开放在他的牛车里了。”[14]为什么车夫希拉曼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小说进接着有开始交代了：希拉曼以前订过亲，但是新娘没过门就死去了，这也就难怪当希拉曼的牛车里坐着剧团的女演员时，他会有这样既不自在又美好的感觉了。这样的暗示和象征，在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朦胧而温馨的气氛。但是，由于男女主人公身份的悬殊，这个爱情故事注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于是作者用希拉曼讲给女主人公希拉巴伊的一个民间故事，暗示了他们的爱情的结局：女孩莫胡阿被一个商人买下，干最繁重的活，受尽折磨，到了结婚的年龄商人也不放过她。有一天莫胡阿跳进河里逃走，商人的仆人也跳下去跟在她后面拼命游，但是却没能救她。就像商人的仆人在水里始终抓不住莫胡阿的手一样，希拉曼和希拉巴伊的相识与相知并未给两人的感情带来结果。除了《第三个誓言》以外，其他的小说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手法。例如短篇小说《自由的鸟》中，作者用“自由的鸟”象征两个在家中感到郁闷痛苦的少年对自由生活的渴望。《榕树老爹》中，作者用村边一棵老榕树从繁茂到干枯而死直至最后被砍伐的过程象征了一个村子的兴衰以及村民们的欢乐与苦痛。《红桃皇后》中，作者将一个平凡的村妇——比尔朱的妈妈比喻为红桃皇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个普通的乡村主妇在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坐着丈夫位她准备的牛车带者自己的孩子们以及村里的女人们一起去描绘看演出时那种幸福而满足的心情。

[1] 一译《肮脏的边区》。

[2] 参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第15而（前言），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

[3]（印）安杰利·迪瓦里著：《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的文学》，新德里，1983年版，第99页。

[4] 印地语，指五至七岁的小女孩。

[5] 印地语，北印度对歌妓的一种称呼。

[6] 雷努：《送信人》，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第327页，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

[7] 雷努：《第三个誓言》，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第143页，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

[8] 印度的一种民间歌曲。

[9] 雷努《五月正午的阳光》，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印度国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10] 雷努《五月正午的阳光》，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第348页。

[11] 比尔哈、姜吉尔、勒格尼都是民歌的形式。

[12] 雷努《勒斯布里亚》，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集》第1卷，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