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跃进
（湖南大学文学院）
1896年12月30日，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马尼拉枪杀了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黎萨尔。黎萨尔为菲律宾的独立解放东奔西走、著书立说，直到献出年仅35岁的生命。黎萨尔是民族英雄，同时也是近代东方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和《社会毒瘤》、《起义者》两部长篇小说，艺术地记录了黎萨尔选择民族解放道路的思索和困惑，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东方近代民族英雄选择的艰难。
一、民族英雄的选择
黎萨尔死于殖民者的枪杀，成为民族英雄，独立后的菲律宾人民尊称他为“国父”。这种人生，是他的一种选择。人生道路的选择，既是自己的一种主动行为，也有多种因素促成。在他的个体经验中，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一是黎萨尔10岁时，他母亲拒绝给西班牙军官喂马，这个军官与他家有过口角，便诬陷她企图谋害军官，黎萨尔非常敬爱的母亲被捕，在监牢里关了整整两年。二是1888年，他故乡卡兰巴镇300多户佃农，也包括像他父亲这样的富户，受到西班牙多明戈教会和军警的迫害，房屋被焚，耕畜农具被没收，全被扫地出门流放外地。至于他在就学期间接受的陈腐学院教育，目睹周围人们遭受的多种迫害，都无不刺激他敏感的灵魂。而西方的教育使他接受了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这些都对他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影响。
早在中学时期，黎萨尔就积极参加民族解放社会活动。他组织菲律宾学生联谊会，以抵御西班牙学生的欺凌。1879年写作著名长诗《致菲律宾青年》，以激越的情怀鼓动青年树立民族自豪感。留学欧洲期间，积极投身“宣传运动”，成为运动的领袖，1887年出版长篇小说《社会毒瘤》，表达民族要解放、要求西班牙实行改革的愿望。但小说中对殖民统治罪恶的揭露触怒了当局，在菲律宾被查禁。从欧洲回国的作者也遭驱逐，再度流浪欧洲。在西班牙和同道创办宣传运动的喉舌《团结报》，以此为阵地，黎萨尔写作系列政论，呼吁菲律宾的改革，要求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法律上的平等，谴责殖民统治和教士们的种种暴行。《百年后的菲律宾》、《论菲律宾人的怠懒》、《菲律宾民族的情况》、《菲律宾语言比较语法》等政论和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这一时期。在这些文章中论证西班牙入侵前菲律宾的文明，也预言殖民统治的必然没落，以图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1891年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起义者》，对民族解放和改革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宣传运动在国外缺乏群众基础而逐渐衰落。1892年黎萨尔返回马尼拉，很快组建了政 “菲律宾联盟”，政党宗旨是：1）把菲律宾群岛统一成为一个紧密的、坚强的、同质的团体；2）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必要时，相互照顾；3）抵御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4）鼓励发展教育、农业和商业；5）研究和实行改革[1]。但“菲律宾联盟”成立仅4天，黎萨尔被当局逮捕，流放棉兰老的达比丹。
流放期间，黎萨尔在当地创办学校，致力民族教育和百姓生存环境的改善，在教育、卫生、供水、农技诸方面作出努力。也是在这里，遇上纯朴美丽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1896年波尼法西奥准备举行推翻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派人与黎萨尔秘密联络，请求他批准起义计划并出面领导起义。但黎萨尔拒绝了，并准备赴古巴从事医疗救护工作。黎萨尔尚在途中，起义爆发，当局以“组织非法团体”，“以写作煽动人民造反”的罪名再次逮捕他，并判处死刑。他创作的绝命诗《我最后的告别》由约瑟芬藏于酒精灯中带出来。
起义军获悉当局判处黎萨尔死刑的消息，曾由阿吉纳尔多将军主持会议讨论营救，当时群情激愤，人们高举玻罗刀宣誓：“为了营救黎萨尔，甘愿牺牲”，并异口同声高喊“菲律宾万岁！”“黎萨尔万岁！”只是黎萨尔的哥哥帕息诺加以劝阻：不能冒失去白白牺牲，才放弃了营救计划。据说，西班牙的一位自由主义者色威罗，听到黎萨尔被处死后愤怒难平，带了手枪潜入首相府,当场枪杀了首相。临刑前他气壮如虹,视死如归，高呼“黎萨尔万岁！”而倒下[2]
以黎萨尔的才干和身份，他可以有美好的前程和幸福的生活。但使他不安的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祖国人民的痛苦。他选择的是一条争取民族解放，充满荆棘甚至死亡的道路。
二、迷茫与矛盾
黎萨尔的活动推动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就义，无疑表现了他崇高的人格，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
然而历史往往只看到最终的结果，而舍弃了过程中的许多生动细节。实际上黎萨尔在他的选择过程中充满着迷茫和矛盾，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选择过程。他的这一选择过程固然从他的政论著述当中可以看到。而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中，其选择的艰难通过形象体系得到艺术的表现。
《社会毒瘤》（1887）和《起义者》（1891）两部小说以主人公伊瓦腊两次从西方回到菲律宾的活动与遭遇为情节线索，主要以菲律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马尼拉及其郊区的圣地亚哥镇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西班牙殖民政府治理下菲律宾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突出地表现了天主教会的修士作为“社会毒瘤”犯下的种种毒行；艺术地展示了黎萨尔对民族解放道路所作的探索。其中往往可以同时发现两种相互抵触的思想倾向和精神情绪，甚至难以确定什么是他的基本思想。认真研读小说，至少可以看到作者在下面几个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困惑。
第一，对待民族灾难的态度。黎萨尔在两部小说中以真实、生动的描叙，揭示了殖民统治下菲律宾人民的深重灾难。小说中描写了茜沙、埃利亚斯、老巴勃罗和塔勒斯四家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其悲惨程度令人发指。老巴勃罗是一个勤劳、本份的农民，对上低声下气，事事委屈求全，只求平安无事，但他的女儿被一个神甫糟蹋，神甫担心他两个儿子报复，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们，动用酷刑将其迫害致死。无家可归的老巴勃罗被逼得只好上山成为绿林头目。他也在一次报仇行动中被国民警卫打死。一个勤劳幸福的家庭就这样从人间消失了。茜沙是一个苦命的女人，丈夫忍受不了生活的痛苦而成为浪荡的赌徒，两个儿子失学被送到教会学做圣器管理员，小儿子克里斯宾受诬偷了金币而被神甫活活打死，大儿子巴西奥逃走远方，茜沙受不了种种折磨而发疯，死得非常凄惨。
黎萨尔花大量笔墨描写这些“苦难的灵魂”，其意在于揭示政教合一的殖民统治的罪恶，对处于残酷压迫剥削下的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在作品中他又通过人物的口，把残酷的殖民统治称之为“必要的恶”。
我十分了解，这些组织（指菲律宾殖民政府机构）固然有它们的弊病，但是目前这个时候还是非有不可的，它们就是所谓“必要的恶”……它就和必须用猛药治病一样，现在这个国家好比是一个患慢性病的机体，政府看出，如果要治好它的病，就必须采取这种手段，你可以说它严酷，说它猛烈，但却是有效的必需的[3]。
在分析民众灾难的原因时，他一方面看到是殖民统治的结果，殖民政府的昏庸腐朽，官吏军警的贪赃枉法，教会修士的荒淫无耻等等；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是菲律宾人的咎由自取，是他们的麻木、怯弱、守旧的结果。
第二、对待祖国和人民的情感。黎萨尔的爱国热情是不可怀疑的，他最后的英勇就义是集中的也是最后的体现。在绝命诗的开头一节就写道：
永别了，敬爱的祖国，阳光爱抚的土地，
您是东海的明珠，我们失去的乐园。
我忧愤的生命，将为您而愉快地献出，
即使它们将更加辉煌壮丽和生气盎然，
为了您的幸福，我乐意向您献出[4]。[4]
早在留学德国时期，他写了一首著名的抒情诗《致海得堡的花朵》（1886），以花朵寄托、抒发对祖国家园的挚爱、眷恋和衷心的祈望：
去吧，异国的花朵，去到我的故乡，
让旅人把你们撒播在他的路上。
……
就说当一阵微风
悄悄窃走了你们的馨香，
又轻轻对你们把爱情歌唱，
他也在用祖国的语言
低声倾诉着思乡的衷肠；
……
异国的花朵啊！请你们带去吧，
把爱带给所有我心爱的人，
把和平带给土壤肥沃的家乡，
把贞洁带给女人，把忠诚带给男子，
让可爱、善良的人们都得到健康，
让健康守护着我神圣的父母之邦……
其真诚、热烈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在两部长篇小说中也不乏爱国主义的议论。作品中对埃利亚斯的塑造，刻画了一个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不计个人恩怨和私仇，为营救伊瓦腊而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者形象。从作者对他的英雄豪气、坚忍不拔、机智勇敢的表现中，不难看到作者对他的赞美甚至敬佩之情。
然而小说中也不乏对祖国和民众的贬斥和愤懑的表现。两部小说开篇，都有一个富于象征性的场面的描写。《社会毒瘤》写的是“一次盛会”，菲律宾土著富翁蒂亚格举行一个晚宴，作者以不无讥讽的笔调描绘了他家的排场和赴宴的客人，开始有一段：“谁都知道，他的家正像他的祖国， 除了商业贸易、新的思想和大胆的主张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是来者不拒。”[5][5]这里我们看到的“祖国”是落后、胆怯的祖国。
《起义者》开篇描写一艘轮船在河中航行，描写了其形状，特点之后有一段议论：
它在这个地区还是相当受欢迎的。这可能是由于它有一个他加禄船名，也可能由于它具有这个国家一切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一种无视进步的态度：它是一艘不大象轮船的轮船，它永远不变，有缺点但又无法指摘，当它想表示一下进步时，它就在船身上涂上一层漆，得意洋洋地以为这就足够了。真的，这是一艘地地道道的菲律宾轮船！[6]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同样落后、浮华的菲律宾。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作者赞美热爱的“祖国”和作者讥讽贬损的菲律宾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作家心目中的祖国，后者是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国家。但小说中对当时菲律宾民众仍处于昏睡和麻木之中感到非常痛心。伊瓦腊从欧洲回到菲律宾，力图革除弊端，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兴办教育，四方奔走，努力为民众办点实事和好事。他因此触怒了殖民统治者。最后被诬陷组织叛乱， 军警将他逮捕押往马尼拉， 周围围观的菲律宾民众一个个“义愤填膺”，都认为是他闹事，破坏了他们的安宁，骂他“胆小鬼”，诅咒他“该死”：
“但愿他们把你吊死，异教徒！”阿尔维诺的一个亲戚喊道。他怒不可遏，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向青年扔去。
大家马上学起样来，泥块和石头像雨点般地落到这个可怜的青年身上。……这就是他热爱的人民对他的告别，对他的送行了。[7]
这样的描写真让人揪心。由此不难看到作家对愚昧的民众一种难抑的怨懑。小说中通过老哲人塔席奥的口说：“我们的青年想的只是谈情说爱，纸醉金迷。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欺骗姑娘，破坏人家的贞操，却不愿在国家的安危上动一动脑子。我们的妇女呢，又只顾照料教堂，关心教士，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男人专心作恶，只是在下流无耻的勾当中才是英雄。我们的儿童成长在愚昧无知之中，养育在陈规俗套之内，我们的青年毫无理想，虚度年华。” [8]这段议论是对两部小说中许多场面和情节的一种概括和说明。
第三、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方面。使菲律宾人民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黎萨尔终生为之奋斗的信念和事业，他的活动、著述和创作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但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目的？却不是豁然明朗，不难看到他的困惑和矛盾。
在两部长篇小说中，黎萨尔对民族解放道路作了种种探索。至少可以归纳为６种方式：第一、寄希望于西班牙的改革。这表现在刚回国的伊瓦腊的愿望之中，但遭到学识渊博、深入了解殖民统治实质的塔席奥老人的辩驳。第二、教育救国，表现在伊瓦腊回国后兴建学校的实际行动和《起义者》中一群大学生争取开办西班牙语学院的活动中，但事实上这两者都归于失败。 不过通过人物之口并没有完全否定教育的意义。 塔席奥老人肯定伊瓦腊的建校之举：“你总算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总算播下了种子。在狂风暴雨使尽威风之后，总会有一些谷子躲过灾祸，残留下来，它们生长了，使品种免于绝灭，以后又给故去的播种者的儿孙们当种子之用。” [9]联系黎萨尔的整个思想看，教育启蒙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种手段。第三、发展科学技术。主要通过医科大学生巴西里奥不闻不问当时的社会现实，试图以医术来减轻同胞们肉体上的痛苦来表达。他的选择遭到化名为席蒙的伊瓦腊的否定，而且后来在“传单”事件中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起来，不得不卷入现实斗争中，科学救国的幻想破灭。第四、助纣为虐，加速其腐败，促使其新生。这是遭受迫害的伊瓦腊在埃利亚斯的掩护下逃到国外，在北美发了财，化名为席蒙回到菲律宾后所选择的道路。他凭金钱打开门路，把总督掌握在手心，看到殖民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好像兀鹰在啄食尸体，“我不能恢复尸体的生命，让它起来反抗它的敌人，它腐烂得又这样缓慢，于是我就煽动和鼓励贪婪。……我又针对他们最敏感的地方加以小打击，我驱使这只兀鹰吃了尸体，又备加蹂躏，借此加速它的腐烂”。[10]但黎萨尔不能接受这种手段，小说安排席蒙最终失败，自杀，以此否定他的选择，因为这种方式“助长了社会的腐烂，却没有播下理想。……政府的罪恶的确可以毁灭自己，罪恶使它毁灭，但也戕害了孕育它的社会”。[11]第五、主动的、有组织的、有节有利的和平改革。第六、以暴力革命推翻殖民统治。
如果说在小说中黎萨尔对前四种方式基本上予以否定，对后两种方式如何抉择则常常表现了作者的矛盾。
“和平改革”在黎萨尔的思想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从他创立“菲律宾联盟”的宗旨中可以看出。在小说《社会毒瘤》中，通过埃利亚斯和塔席奥（这两个人物的思想能体现黎萨尔的思想）的口，表明了改革的内容和方式：
内容——“更多地尊重个人的尊严，更好地保障人身安全，减少军队的权利，削减那些易于滥用职权来胡作非为的团体的特权”（第49章）。
方式——像“满载鲜花的纤弱花杆”一样，狂风劲吹时，“就低下头去，好像是在保护顶在它头上的那些珍宝”，而狂风过后，它又昂扬地直立起来（第35章）。意即不要以硬碰硬，而讲究策略，有节有利，如改革必需，还应该卑躬屈膝，俯首听命。
暴力革命一般而言黎萨尔是不太主张的，但有时他流露出对和平改革的失望情绪，不时产生暴力革命的向往。1887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和平斗争终将成为梦想，因为西班牙决不会从它在南美的前殖民地吸取教训……我不愿意参加阴谋活动，但如果政府逼迫我们这样，我也会成为暴力的拥护者”，[12]在《社会毒瘤》中，预示了一场暴力革命势在必发。他写道：“一旦白昼的光辉照出了黑夜鬼怪的原形，反应就会非常强烈。强压下去的叹息是那么多，一点一滴聚集起来的毒液是那么多，几百年来受到镇压的力量是那么大，这些都要显露出来，一齐爆炸！那时候，那些由被压迫人民不时提出来要求清算的血债，那些历史为我们保存在血腥篇幅上的血债，将由谁来偿还呢？”（第25章）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黎萨尔以思想家的敏锐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不能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占据了他思想上风，他相信“仇恨只能造成穷凶极恶和罪大恶极的犯人，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只有美德才能拯救世界。” [13]他最终选择的是和平改革。当宾尼法西奥谋划起义，请他领导，他拒绝了。他的被杀和两年后菲律宾武装起义导致西班牙殖民统治垮台的事实，证明了黎萨尔的选择并非正确选择，这里面包含着选择的艰难和历史的悲壮。
三、矛盾的文化机制
黎萨尔为什么会显出这样的迷茫和矛盾？
国内有论者从政治的角度，用“改良主义”的矛盾予以解释。[14]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往往停留于阶级分析的层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也许能更往前跨出一步来理解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