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萨兹金[1] 撰
唐均 译[2]
在佛教经典文献中，蒙古人中常见的是以某种写本和刻本形式流传，或许传出几种文本，多半是佛经，在读者那里颇受欢迎。譬如，在这一系列中给出的有《故事海》（Üliger-ün dalai）、《金光明经》（Altan gerel-tü）、《大解脱经》（Tharpa chempo）。
然而，如果考虑到知名度和普及度，这些经籍都比不上相对还不是那么重要的佛典，科学地衡量，即以《金刚经》（Vajracchedikā）最为著名。但是，难处在于接触到蒙古文写本和刻本，而且不得再将该经印制或缮写流出。此例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部从未得破，目前这里保存有24件刻本和72件写本。
大量佛经写本中有十件以刻本形式流出，以有关利益和解脱之力的佛教戒律，此即神圣文献的抄本，于地位计处于第一位。最重要的是其间有《金刚经》文本，研习金刚菠萝蜜多——亦即有关超脱和成就神圣——的供养记录以佛陀及其门徒须菩提语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应当注意到，西藏和蒙古喇嘛对于宣传该经出力甚多。譬如说，佛教叙事文献中，作为救赎脱离苦厄和积累生前幸福的方法使用的最多的就是《金刚经》。[3]在西藏也有15个故事的辑本，主要是用来阐明吟读和抄写佛经的好处的。
该经用蒙古文翻译不晚于17世纪，[4]长时期以写本形式流传于蒙古人中间，在19世纪下半叶，布里亚特的阿金斯克（Агинск）[5]扎仓（дацан，蒙古语“喇嘛寺”之意——译者注）和埃吉图耶夫斯克（Эгитуевск）[6]扎仓并无其两个汇辑的刻本。流向蒙古后，有关《金刚经》的故事集经过大幅度的更改并补充进新的故事。[7]这个新的汇辑包括22个故事，时间跨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布里亚特喇嘛刊刻，这一次是在措果尔（Цуголь）扎仓进行的。[8]
18世纪该蒙古故事译本是用咱雅班智达创制的“托忒文”写定的。该故事集的卫拉特译本如同西蒙古人的大部分文献那样只是以手稿形式传布。[9]
从以前的四种已知《金刚经》蒙古文译本中传布最广的是班札·提里斯特（Банджа (Банча) Тирист）的译本，于1629年译成，是接受察哈尔的林丹汗之命而作的。[10]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本中，这一译本是基于8件北京版和12件布里亚特版刻本而完成的，也有51个写本。
佛经的北京刻本现在国外已多有收集，因而多已为东方学者所知晓。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部也还是成功找到两个本子，不过没有确定其在现有一部目录中的位置。[11]
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的是布里亚特刻本，原因是12个本子中有10个仅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本中。其中有三个本子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现，其时正是布里亚特书籍出版业的肇始时期[12]。其余的本子则出版于19世纪下半叶的阿金斯克[13]、呼敦斯克（Худонск）[14]、古西诺奥泽尔斯克（Гусиноозерск）[15]、埃吉图耶夫斯克[16]诸扎仓中。[17]
《金刚经》抄本的班札·提里斯特译本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本，多半是来自布里亚特。其中有十个本子是用“银色”、“金色”抑或五彩“贵重”墨水写成于亮青黑色纸张之上，由此据以说服佛教徒而大为拓展行善的范围。
还应当注意到，在27件写本中，在标明版本的佛经译本的所有北京版和8件布里亚特版中是以经书的形式如此叙述解脱之道，却不见于佛教经典中[18]。
关于《金刚经》的其他蒙古文译本，1612年由西热图·固实·绰尔济译成，首次由海西希基于上述认识加以指出，见于北京皇史宬藏本所出蒙古文写本题跋中。[19]这一译本以不带北京版刻本题跋的版本而得以鉴定，为澳大利亚一家图书馆所获得。[20]后来鲍培刊布了该刻本的文本，同时加上了北京版写本的题跋。[21]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部存有这一北京版刻本的一个全本（К17）和一个残本（К25）“17世纪末抑或，毋宁是，18世纪初”[22]，这样就成为最早的蒙古语佛经北京本之一。
西热图·固实·绰尔济的译本（同样没有题跋）于此表明也是一种布里亚特经书写本[23]并有蒙古文写本，包括了选自陀罗尼经咒和《Сундуй》经藏的文本[24]，其间即有我们所感兴趣的文献。[25]
17世纪卫拉特人咱雅·班智达也完成了《金刚经》的一个译本。该经用“托忒文”写成，其最为大量的写本和刻本收藏于德国[26]和乌兰巴托[27]。该经卫拉特译本的17件写本被收进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部所有的藏品中。其间尚有1741年卫拉特刻本的复制品（B159），其题跋并未涉及译者，而只见出版者的题跋[28]。另外两件相对更晚的文集刻本用“托忒文”写成[29]并带有题跋，其中道出了译者和施主的姓名。留有译者题跋的是12件卫拉特（卡尔梅克）写本，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部，其中题跋见于两个汇辑中：短跋以8行韵文写成，长跋则为16行。
东方学者最为熟知的是带有短跋的《金刚经》卫拉特版本[30]。当时如此完善的咱雅·班智达题跋汇辑以前仅以写本形式记录下来，这些写本进入了德国收藏的蒙古文刻本和写本典籍中。[31]现在这批藏品中又增添了三件卫拉特写本，出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B18，B133，C267）。
咱雅·班智达的那一种译本以卫拉特文字写成，其题跋存在多种汇辑——这种现象甚为罕见。譬如，他所译的《乔吉德仙女传》（Чойджид-дагини）卫拉特文本中就研究不出什么类似的结果来，此书为人所知的就两个“托忒文”写本，这里面包括了两个题跋汇辑，其一用古蒙古文做了改写，另一则纯为卫拉特文的创作。[32]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假设，《金刚经》卫拉特译本的两条题跋中有一条保存了该经的最初蒙古文译本以“托忒文”所作的改动，而另一条则悉依卫拉特改编本。这样的假定充分说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首次发现用古蒙古文写成的咱雅·班智达佛经译本之时，该译本保存了这件卫拉特文献的独特术语并提供了译者题跋的详尽汇辑。[33]
该经的第四个蒙古文译本出自陀音·固实（Тойн-гуши）的笔下，所见有两个抄本，存于布达佩斯蒙古写本与刻本藏品部。[34]除这一陀音·固实译本之外又重新翻译了在更高层次上谈及学习解脱之道的文本。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蒙古藏品中寻觅陀音·固实的译本并未有多少成果。在《金刚经》写本和刻本搜集过程中一度得到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在缺乏译者题跋或者缺损末页的藏品中，类似的一共有32份藏品，还发现一份该作品的蒙古文译本，以前尚不为人所知。而且该译本立即可以确定有三个版本——一个写本和两个印本。
重新发现的该经译本写本，很有可能是来自布里亚特，因其以编号Q2859入藏主要是荟萃布里亚特材料的部门。[35]该作品的蒙古文名称《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jaγar-a kürügsen včir-iyar oγtolugči kemegdekü yeke kõlgen sudur》（圣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大乘经），在写本第26页紧跟在梵文和藏文题名之后，以蒙古字母转写，优于其在佛教经典《甘珠尔》蒙古语版中的使用[36]。该写本以“金色”墨汁写成于68页亮黑色带蓝边的纸张上[37]并订以绿色材质包裹的木质封皮。在第一页绘有两幅微小的佛像。写本附有单独一页画有“四大天王”的形象——他们是信仰和世界的庇护者。佛经本身在写本中占据64页的篇幅，余下的四页是见于同一译本中关于解脱之道的并行韵文体说教，在班札·提里斯特用蒙语翻译的《金刚经》中也有类似附录。遗憾的是，Q2859号写本受了潮，故而阅读这一部分文本有时就成了繁重的任务。
《金刚经》佚名译本的一个刻本，看来是得自众多蒙古扎仓之一。这一刻本（B266）入藏喀山神学院的所有藏品中分属亚洲博物馆特藏部（即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部分，包括了佛经的藏文和蒙古文译本。第一页正面的题名已经佚去。该书的蒙古文名称在第26页和第90页处，一如写本Q2859。出版刻本是用的小开本91双层页[38]，并黏以中国薄纸，这种样式以前在17—18世纪还有使用。纸张历时腐朽变色，结果这个刻本模板如今已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其实，我们所知惟一的这个印本的木刻水平、蒙古文制版特有的字模，以及印制质量都远未尽善尽美。
《金刚经》佚名译本第二个刻本的印制是在布里亚特进行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特藏部提供了该刻本的三个本子，其一（Q1807）用于准备目前的出版。过去，这一版本提供了该经的藏文和蒙古文文本。首页正面记有该经的相应藏文版本：《胜智慧到彼岸能断金刚经》（’Phags-pa šes-rab kyi pha-rol-tu phyin-pa rdo-rje gcod-pa žes-ba bžugso）（后附的刻版影印件经仔细分辨，藏文部分比正规写法大致少了一个再后加字，这应该是基于版式的原因而采用了这一简写法——译者注）及其蒙古文译本：《Qutuγ-tu bilig-ün činadu kijaγar-a kürügsen včir oγtolugči kemegdekü orosibai》。
刻本Q1807共有68页[39]，使用的是白色俄罗斯纸张并带有浮雕的图章“Говард и Ko. № 7”。浮雕的图章在19世纪前半叶用于俄罗斯。那么，这个本子的刊布绝不能早于19世纪中叶，于是藉此与这一版本其他两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品中的刻本样品（Q1967，Q1987）区别开来，这后两个刻本的出现应当确定为相对不甚早的时代。
这两个本子用带水印的白色俄罗斯糙纸制成，水印中间有日期“1828”和“1829”。与晚期的刻本Q1807相区别，早期的每一个本子都有描着“四大天王”的单独书页。这种附加的书页，如类似的第16页和第2页，亦即装饰性的版画[40]，整个页面上了一层红色的染料[41]。
为了确定《金刚经》的这一布里亚特刻本出现的时代，需要利用该经刻本的某些本子，这几个本子包括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收藏的“多语辞表（Polyglota）”（№ 46-49）中[42]。自1885年运抵彼处起，全部藏品就入藏喀山大学藏品部，其中有两件刻本就已标明曾刊布于1834年东方写本及印本书大学藏品书目中[43]。
在编号为“Polyglota 49”的本子中有赠送题签，从中我们知道，喀山大学图书馆的这一本子已于1832年秋交给吉格木德·却达尔·占巴拉耶夫（Жигмед-Чойдар Жамбалаев），他是古希诺奥泽尔斯克扎仓的总管（Шанцзодба）[44]。这一签名不仅可以判定，其日期最接近此版本已为我们所知的出现时间，而且使人有可能指出其出现地——古希诺奥泽尔斯克扎仓，这是布里亚特三大扎仓之一，在19世纪20—30年代用蒙古语出版的刻本书籍中可以看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