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敦哈达

（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辑部）

讨论尹湛纳希的比较文学思想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位在四种语言熏陶下（据称尹湛纳希精通蒙、汉、满、藏四种语言，据笔者考察，应称精通蒙、汉，兼顾满、藏更为确切）成长起来的作家兼思想家在考察人生，讨论历史与哲学、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无时不表现出一种比较者的姿态，凭藉他深厚的蒙汉文化修养，为我们留下了较丰富的比较文学理论遗产。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并不是文学的一个门类，也不是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它是对文学艺术进行“影响与比较研究”[1]的一支独立学科。经法国的“影响研究”和美国的“平行研究”互相抵触，相互包融，如今的比较文学理论已形成普通文学理论所含主题学、文类学、形象学和比之更加丰富的影响、接受、媒介等众多内涵的独立学科。比较文学在研究方法上接近于文学史，但它并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史，而是一种“国际文学关系史”。[2]当然，它并不是“文学史”，只是在方法上接近于文学史。

尹湛纳希在细心研读本民族文化和积极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深刻感悟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平行”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其相关论著中多次论及。尹湛纳希的论述基本涉及到了比较文学理论的几个主要范畴。

一、“同与不同”的主题观

尹湛纳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实践中首先面临的是主题学问题。《一层楼》、《泣红亭》的创作是《红楼梦》主题的演绎。《青史演义》主要参考了《通鉴纲目》等十部史书，面临怎样对待不同史书所载成吉思汗及蒙古汗国题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尹湛纳希对上述问题的处理中略见其主题观。

“主题学”是普通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共同拥有的理论概念，但它在两个不同学科里有不同的能指和所指。在普通文学理论那里，主题指的是某一体裁或某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即思想内涵。而在比较文学理论中，它主要指同一个主题在不同作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作家）手里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内涵。比较文学本意上的主题学产生于19世纪德国口承艺术研究中。“发现一个故事总有大致相同，但又有区别的若干说法”[3]时就有必要相互比较。当同一个题材跨越国界和民族，产生不同变体和主题时，它就拥有了比较文学的性格，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意义上的主题学“包括对题材、主题、母题、情节、人物、意象等方面的研究。”[4]

《一层楼》是蒙古民族的《红楼梦》，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清季摹仿《红楼梦》潮流中产生的“仿作”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借鉴《红楼梦》主题又要赋予自己个性的问题。《一层楼》卷首编有《<一层楼>中援引<红楼梦>之概略》简要介绍《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然后又在《明序》中明确交待对同一主题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本书中原无恶媳奸妾之弊，亦无家政内专之失，此其所以略不同于<红楼梦>耳。”[5]恶媳奸妾母题是汉文古典小说的重要母题，部分红学家把王熙凤和袭人归入此类人物而论，尹湛纳希亦如此。蒙古文学中此类母题较少，而多见“巧媳妇和傻女婿的故事”母题。这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审美心理的反映。“家政内专”指的是贾政。众所周知《一层楼》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处理上摹仿《红楼梦》的痕迹很大，但对《红楼梦》如此重要的三位人物性格内涵却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人物塑造上有意躲避，表明作者在主题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然而，在《明序》中又明确表示，璞、炉、琴三位年轻人的婚恋故事的描写和老太太，金夫人形象塑造方面，《一层楼》与《红楼梦》“不殊”、“无异”，因此两部著作在“为钟情者哀怜而长叹息”的大主题方面是相同的。这便是尹湛纳希理解中的《一层楼》与《红楼梦》的“同与不同”。

《青史演义》和十部史书相应的主题很多。在对照比较中，尹湛纳希对十部史书的主题采取了如下三种处理方法：一、修证“偏执”。一方面某些史书的作者出自个人狭窄立场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某些典籍因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在年代、事件、历史人物等方面造成了许多混乱。尹湛纳希只好广阅相关典籍，一一对照，明辨是非，修证偏执，主题上很难达到与某些史书的苟同。二、充实。《青史演义·要目之四》记载《通鉴纲目》虽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但对成吉思汗四十五岁之前的事迹只字未题，对四十五岁以后的事迹也只是简略地记录了一些。尹湛纳希的著作却对成吉思汗的一辈子描写得淋漓尽致，认为这是对《通鉴纲目》的补充和充实。三、忠实原典。作为一名朴素唯物论者，尹湛纳希对某些典籍中的神怪故事一值保着怀疑态度。因此在极力躲避“华丽词藻”的《青史演义》里本不该记录“神仙鬼怪的咒诅，庇护、异求、魔法等等”，然而他却对此“一一加以记述”[6]了。这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典籍，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原典渲染的主题。

论述表明，尹湛纳希在自己的重要创作面临传统主题时，保持批评接受的态度，从而充分宣扬了自己民主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二、“正史”、“稗官”区分所体现的文类观

尹湛纳希对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表述。如：刹蒂利、脱兀只、眵蒂克，输洛迦；丽文、藻词，文章、对章；诗、词、歌、赋等等。并在《青史演义·要目》中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进行了一定的评价。尹湛纳希的体裁论中最叹为观止的是其“正史”与“稗官”的分类原则。《一层楼》第三回回首写道：“想来闲书杂传（稗官）不同于正史，多系文人才子为现其所学或述其所怀而作。”[7]《青史演义》要目之二、之四多次论及“正史”与“稗官”的不同。在他的理解里，所谓“正史”是严格遵循历史事实，不添枝加叶，不用华丽浮藻的语言，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写就的科学文章；“稗官”是在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增添故事，百般藻饰，演绎而就的有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尹湛纳希对这两大类型的文体多次进行比较论述，较为深刻地指出各自的不同，表现出强烈的文体分类意识。比较文学观照下的文类学主要研究各国和各民族文学中的文学类型、体裁、风格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8]尹湛纳希“正史”“”区分所体现的体裁分类和风格区分是符合比较文学原理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专家研究，就迄今掌握的资料而论，尹湛纳希有关“正史”与“稗官”的分类是蒙古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史分类提法。

尹湛纳希有关文学风格的论述并不多见，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其他事物的比较分辨中推理出他的风格论见解。在《青史演义·要目之六》中，尹湛纳希对许多事物进行了比较探讨。如：山地谷子脆，平原的谷子松；河之南种橘，河之北产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花果虽同样味美颜丽，但各有各的美姿艳态，“汉语提倡韵脚，蒙语讲究对字头、藏语注重语调明快，满语注意词句搭配。”[9]类此比较在《青史演义·要目》中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难看出尹湛纳希对不同事物的不同属性和风格有较敏锐的观察，花草水木都各有不同，何况人及其创造物呢？

三、注重“达义”的媒介论

尹湛纳希的翻译观至今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尹湛纳希不仅在蒙汉双向翻译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表现在他论述翻译的“达义”论上。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要目之四》中谈到自己在创作《青史演义》过程中遇到的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他所参考的十部史书，有些是汉文典籍，有些是蒙古文文献，人名、地名上都存在不同的译法和记法。《青史演义》是用蒙古问写就的，但人名、地名的记法却是从了《通鉴纲目》，虽然逐一查到其蒙古文原名及写法，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依旧照汉文典籍直接音译过去，为的是便于后人的翻译。若后之有志者将《青史演义》译成汉文，就不会出现一名多译的讹误了。

《青史演义·要目之六》中，尹湛纳希继续对后之有志者就翻译原则留言道：“若将此书译成汉文，沿用汉文的韵律对章句译，译成诗、词、歌、赋，四书论语那样简明扼要，又根据词意用汉文把人名、地名、国名和部落名加以缩写，便能成为另有一番风味的史书。”[10] “风味”是尹湛纳希注重的一条审美准则，也是古代诗文的高境界。在尹湛纳希看来，翻译不必受原文的约束，而要根据不同语言的交流规则，根据不同语言的不同特征顺译为好。这就是“达义”，也是符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原理的见解。

尹湛纳希十分强调对语言深层涵义的掌握和从翻译语言中找出同样有深刻内涵的相关词的重要性。他指出汉语言是个一字多意，涵盖量很大的语言，若从汉语进行翻译，首先必须掌握其内涵、其深远，然后又从本民族语言里找出具有相应内涵的文字来，字对字、义对义，才能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字的优美和深远，不然便是对汉语言文字的践踏。这种深层内涵对应关系的论述在翻译理论中是无可非议的。“翻译”是比较文学关照下媒介论的主要内容[11]，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产生影响和关联的重要途径。“达义”是翻译的重要准则。

四、不同学说之“平行”关系

“平行说”认为，比较文学是研究文学的平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平行研究”指的是那些“相同”、“相近”、“具有可比性”但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种文学之间的相互比较。所谓“平行关系”指的是不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在某些范畴里有同一性，而在其他范畴就没有同一性的平行关系。这种解释不仅符合文学创作，同样也符合哲学、宗教、文化等其他领域。[12]尹湛纳希对不同学说之间的平行关系是持肯定态度的。《青史演义·要目之七》论到：“敝人虽未通晓哪一家学说，但是从来不责怪哪一个学说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以普度众生为自己的宗旨，而圣人的学说以子孙满堂、立功晋升为世界的宗旨。乍看起来，二者是如此的不协调，然而其目的归结于善的结果。”[13]儒学强调“功”，佛学注重“空”，乍看起来截然相反，但尹湛纳希认为两种说的目的都是“善”，所以是同一的。尹湛纳希接着论到：“诸如道家学说、耶稣学说、程朱学说、墨翟学说、天主学说，也都劝说黎民百姓修行养德。”是对上述原理的进一步渲染。

在《青史演义·要目》中尹湛纳希以儒、佛二说为主，一而再地比较论述不同学说之间的平行关系，认为不同学说的说教各异，但宗旨相同，形式各异，但内容相同，不同学说之间是互为贯通、互为条件，相互平行的。无论是佛教的“三德六戒”，还是儒家的“四大五常”，都是“劝人学好的”[14]，

目的是同一的。

总之，尹湛纳希在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论说中表现出强烈的比较研究意识，准确地总结了不同学说之间的平行关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比较文学理论遗产。

[1]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2] 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3] 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4] 陈惇，刘象愚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5] 尹湛纳希著，甲乙木译《一层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页。

[6] 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0页。

[7] 尹湛纳希著，甲乙木译《一层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8]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9] 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6页。

[10] 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6页。

[11]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12] 扎拉嘎著：《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13] 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35页。

[14] 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