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琳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生）
达·那楚克道尔基（D·Natsagdorj，1906—1937）是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秋至1929年，达·那楚克道尔赴德留学，回国后先后在铁工厂、《青年真理》报社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工作。达·那楚克道尔基的诗歌体游记作品《从乌兰巴托到柏林》（1927）和自传体小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五一》（1928）中都有对德国形象的塑造，因此这些作品为我们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因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就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1]。但是，当代形象学不仅重视研究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而且更重视对形象塑造主体的研究。从对达·那楚克道尔基笔下的德国形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揭示出达·那楚克道尔基的个人特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文学作品的内涵，重新审视《从乌兰巴托到柏林》在达·那楚克道尔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一、达·那楚克道尔基以前蒙古人眼中的德国
蒙古民族与德意志民族的交往始于13世纪。[2]此后，西欧和德国的一些探险家和旅行家们曾到蒙古旅行。后来，德国学者开始专门研究蒙古。20世纪初，德国资本进入亚洲，德国人同蒙古人进行了一些零星交易。
1921年，蒙古人民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当时的蒙古还处在闭塞与落后的环境中。蒙古人民党和政府意识到经济复兴和经济独立对民族发展的作用，于是他们将社会组织、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排除在外，提出同苏联保持关系的同时要和世界高度发展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系。
1922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代表Dr. Asmis和德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Hermann Gipperich等人来到库伦，就贸易和经济的一些问题同蒙古人民党和政府进行了协商，并准备在蒙古开办铁工厂。蒙古领导人对同德国建立联系一事非常感兴趣，他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德国代表们。”[3]
在同德国代表们的接触中，蒙古领导人始终保持了这一态度，并表达了同德国开展合作的愿望。1922年8月5日，德国代表们拜会了蒙古总理和外交部、国防部部长。对于这次会晤，Dr. Asmis在日记中写道：“蒙古社会的各个团体都始终如一地表示出对德国的热情和友好。……在这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会晤中，蒙古的部长们一再要求增加德国商铺的数量，他们希望这些商铺能够为发展蒙古的工业提供一些帮助。同时，总理还表达了同德国建立经济关系、了解德国状况的愿望，并正式告知我，政府将做出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前往德国。昨天国防部部长就此已经和我交谈过。”[4]
德国代表们离开以后，蒙古领导人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德国方面取得联系。1923年3月21日，蒙古驻莫斯科大使扎丹巴在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Asmis进行会晤时指出：“蒙古对英国、法国、德国很感兴趣，蒙古政府将对德国商铺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因为……德国商品的质量和德国人从事的工作都非常有保证，……”[5]1924年，蒙古外交部在给蒙古驻苏联新任大使B·丹增（D.:gypgy）的指示中交给他这样一项任务：“……您在莫斯科市任职期间要和外国的大使们、代表们结识，通过宴请等方式以示友好。与此同时，您要亲自结识德国大使，详细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蒙古。您还要结识一些出版过有关蒙古书籍的（德国）学者，了解他们的想法，并应该把他们编写的书籍带回来。”[6]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召开的蒙古人民党第二次大呼拉尔通过了《经济基本政策》，其中谈及蒙古对外方针问题时指出：“在俄罗斯、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中，有的很专制、贪婪、好压迫人，而有的则拥有高度的文明，所以就贸易、文化方面建立约定时不能平均处理，而应该仔细审查。如果需要在德国、英国、美国、中国、日本中做出选择，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要按照德国、俄罗斯、美国这样的顺序。”[7]
通过回顾蒙古民族和德意志民族近代以来的交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蒙古领导人、一些社会活动者对于德国的认知是单一的，而且尚停留在器物方面。他们仅仅认识到德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技术，并试图借此来实现蒙古的经济独立。可见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本民族即得利益的得失。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达·那楚克道尔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二、达·那楚克道尔基文学作品中的德国形象
《从乌兰巴托到柏林》和《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五一》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德国，但是两部作品在写作特征上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那么就让我从这相同之处谈起。
（一）达·那楚克道尔基的书写策略
我们通过对这两篇作品文本的研究发现，附加成分-rtt/-xtt使用相当广泛。-rtt/-xtt的用法之一表示“完全过去”，即：动作在很久前已经发生；对叙述者而言，该动作的发生是没能亲眼所见的。而用法之二则表示“动作的发生是观察者意料之外的事”。考虑到达·那楚克道尔基亲赴德国留学的经历，作者的用意也就十分明了了。虽然在两篇作品中只有一两处运用了“vkyny（新鲜的）、ugahgbinumga（令人吃惊）”这样的词汇，但是这种书写策略却时时告诉我们国外景致的新鲜与不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读到了达·那楚克道尔基惊讶的面孔。这种“惊讶”代表着一种“全新”，它改变了在达·那楚克道尔基心中已经形成的既有认知，也开启了他思维中一片又一片的未知领域。这种“惊讶”比从前的获知更加真实、深刻，使得达·那楚克道尔基所获得的对德国形象的感知从未有过的深入和超越。
（二）达·那楚克道尔基文学作品中的德国形象
1．对《从乌兰巴托到柏林》的研究
随着蒙古与德国间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1925年4月，蒙古人民共和国任命政府工作人员达希叁丕郎和工程师呼尔拉特（Hejlgm）为正式贸易代表，派遣他们到德国就引进工业技术、派遣德国技术专家来蒙工作、开展互惠互利的贸易和培养预备干部等事宜与德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洽谈并签署了协定。随后，蒙古贸易代表处在德国柏林成立。一年以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第一批蒙古公民前往德国留学，达·那楚克道尔基就是其中的一员。《从乌兰巴托到柏林》描述的就是他前往德国路途上的见闻和感受。
这首长诗中对异国形象的描写既涉及到德国形象又涉及到苏联形象，而且相比较而言，达·那楚克道尔基对苏联形象的描述远远多于对德国形象的描述。其实，达·那楚克道尔基对德国形象的感知与对苏联形象的感知之间存在着联系，比如：无论行走在苏联境内还是德国境内，用木管道将山脚的泉水引入其中的布里亚特庙宇、基洛夫市商人的有趣交易、莫斯科市鳞次栉比的宏伟建筑和纵横交错热闹非凡的马路、不同于驿站车马的火车和轮船、德国农家有趣的住宅等等，凡是这些没有见过的景象都吸引着达·那楚克道尔基的兴趣，让他觉得新鲜有趣。但是，创作中的点点“蛛丝马迹”还是能让我们发现他对德国的感知较之于对苏联的感知存在着不同。比如下面几个诗节：
“站在北面的阳坡上，
阿拉坦布拉格市依稀可见，
于是迅速奔驰过去。
因为我曾到过此处，[8]
短暂停留后就出了国境。”（20诗节）
“十月革命的胜地，
喜庆的气愤依旧回荡。
它是我曾经留学的地方，
我就住在蒙古部族聚集的佛教寺院中。”（57诗节）
“遇到朋友令我欣喜。
在市内到处闲逛，
一处处景物钩起我的回想，
这是我曾经的故乡。”（58诗节）
这三个诗节向我们说明了达·那楚克道尔基曾经留学苏联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他在这首长诗的创作中，特别是对苏联形象进行描述时，是处于双重回忆状态的。两次行走在同一段路上，两次踏上同一国家的领土，如果说前往苏联彼得格勒留学时给达·那楚克道尔基带来了新鲜和不同的体验，那么在第二次返回生活了将近一年、离开不到半年的同一领土时，所见所闻本不足为奇。而我们在作品中却读到一个又一个足以让作者感到新鲜有趣的景象，可见这是达·那楚克道尔基在内化了的既成认知中挖掘出的“新”，是他在回忆中回忆出的“新”，是他创造出的“新”。
在词汇的运用方面，我发现“yfhfj”一词在作品中出现频繁。根据我的统计，这个词在作品中一共出现了6次，分别在10、23、34（2次）、60、72诗节。yfhfj一词既有“丈夫”之意，又有“同志”之意。“同志”意义的使用相当微妙。这一套话代表了历史，也代表了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秩序，更代表了一种情绪。“同志”意味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声“同志”就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正是这种“志同道合”让达·那楚克道尔基同苏联人民一同欢呼雀跃，也让他视彼得格勒为自己“曾经的故乡”。由此可以说，达·那楚克道尔基对苏联形象的感知更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归属感。
而他对德国的感知却不同。他没有过多地描述德国，反而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与周围的人语言不同，只是偶尔同一两个俄罗斯人聊聊天。”（65诗节）、“同行的俄罗斯妇人前面带路，我们一起来到海关处接受检查，又一同前往火车站，买过票，暂住在一家旅馆。”（77诗节）、“进入柏林市，暂住在什切青大旅馆。请了向导，找到蒙古人居住的地方。”（80诗节）可见，德国对达·那楚克道尔基而言是“全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陌生到他无法生发出任何感叹。
2．对《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五一》的研究
《在资本主义国家过五一》是一篇自传体小说。达·那楚克道尔基在这篇作品中通过一系列的矛盾描述了德国人民的形象。
作品中的第一对矛盾在于“我”[9]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之间。工人游行发生在广场附近，而“我”恰恰就生活在这周围，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都没能引起“我”对五一节有任何的敏感和些许的注意。五一节清早，直到太阳当头照的时候，“我”才起床，可此时工人们早已集结好开始游行。工人们充满激情的敲锣打鼓声钩起了“我”心中的“舒适感”，但我却依然没有觉察出节日的到来。直到那乐声渐近，不断充斥于耳旁，才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向窗外探望。看到工人游行的队伍，“我”才意识到这天是五一节。
达·那楚克道尔基在作品中对于这一矛盾的设置是非常巧妙的。五月一日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都不会陌生。更何况达·那楚克道尔基本人曾是蒙古人民党党员，又曾经在蒙古革命青年团和少先队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他理应对这一节日相当敏感。特别是1927年至1928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家为解决经济困境多次采取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的措施，使得德国工人运动频频高涨，就在1928年4月19日那天，柏林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还举行了抗议示威，这种社会状况不能不对达·那楚克道尔基产生某种程度的“启发”。但是字里行间我们却没有发现这些迹象。如果不是作品末尾明确点明了“我”来自“革命”国家，我们丝毫不会发现“我”的革命情结。倒是工人游行将“我”带入到国际劳动节这一节日气氛中。来自“革命”国家的“我”本该在这一节日中占有主动，但作品中的“我”却时时处于被动；不仅如此，本该在意料之内发生的事却一次又一次地出乎“我”的意料。
作品中的第二处矛盾存在于警察与工人之间。当时德国工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垄断资本家的同时也指向了警察和法西斯分子的恐怖活动，对他们的反动政策构成了有力的回击，这显然有悖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极力压制工人游行。他们“手持武器”，态度“残暴”；可工人们却手无寸铁，态度镇静，即使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艰难处境下，工人们也丝毫没有妥协，依然高唱国际歌前进。
其实单从题目上看，oprtt就含有了“竟然”的意味。是德国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信念、德国人民充满革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他们身处困境却依然鼓足的勇气让达·那楚克道尔基感到惊讶，使得他的这个五一节过得不寻常。
3．对达·那楚克道尔基文学作品中德国形象的小结
两篇作品创作的时间不同，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连贯性。其实，单就《从乌兰巴托到柏林》而言，它的创作本身就存在着断层。
根据前苏联学者雅茨科夫斯卡雅的研究，《从乌兰巴托到柏林》的创作并非一气呵成。这首诗的最后几句“一天又一天生活在这里，努力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是作者抵达德国一年之后在原有创作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雅茨科夫斯卡雅称这是“真实的达·那楚克道尔基的声音”[10]，原因在于起初的留学生活给达·那楚克道尔基带来了不小的磨难。不仅语言上交流不便，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是雪上加霜，这些甚至使达·那楚克道尔基萌生了离开德国回蒙古的念头。后来在英国学者S·沃利夫的帮助下，他的德语水平才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而他身上蕴涵的蒙古传统文化的素养也引起了S·沃利夫的注意，于是将他推荐给了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德国著名学者E·海涅什。就这样，达·那楚克道尔基来到E·海涅什身边跟随他一同学习。从这以后，“达·那楚克道尔基学习非常勤奋，那种沮丧的思乡之感不见了”[11]，才立下“努力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誓言。
达·那楚克道尔基运用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时间层面上塑造了德国形象的不同侧面。他笔下的德国形象是丰满的。德国不单是一个器物十分发达的国家，它同样拥有高度的文明、深邃的文化和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是文化培育了精神，是文化造就了发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达·那楚克道尔基对德国的认识深入、全面，打破了前人对德国的单一认知。而且在描述德国形象同时，他更多流露出自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三、蒙德文化对达·那楚克道尔基民族气质的塑造
达·那楚克道尔基身上自幼就形成了一种民族气质。他家境贫寒，深知人民的苦楚。年轻时，他常常听到一些到过蒙古旅游的外国人的言辞：“蒙古是外国的殖民地，不仅如此，这里的人民除了知道磕头和下跪以外，对其他的事物一无所知。他们懒散，不讲究卫生，还过于迷信。”[12]每当这个时候，达·那楚克道尔基都会告诉同伴，“我们要摆脱这种状况”[13]。这是他民族气质的一种自然流露，但是他的民族意识还不成熟。
年轻时的达·那楚克道尔基多次向上级机构递交申请，“希望掌握欧洲文明，并希望能到国外的学校去学习”[14]。192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留学苏联得以让他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他领略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也见到了别样的建筑、别样的城市、别样的风情。他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但是终究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牢笼。
然而，德国却给了达·那楚克道尔基走出民族视野、打破意识形态局限的机会。他经历了种种不适，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创办了《学生杂志》，将“各样的情形、知晓的事物以及各种特别的教育情况介绍给国内……”[15]；他“常常拿着关于蒙古的旧著作走来走去”[16]，思考着如何“让人民知晓自己的语言和历史”[17]。较之于发达的经济和技术，达·那楚克道尔基更欣赏德国的文明和文化。在它们面前，达·那楚克道尔基从自己的民族视野走出，却未曾离开。他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惟我独尊。近乎洗礼一样的留学经历让他明确了自己作为“文化播种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和他身上流露出的民族气质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使他的民族气质开始达到从未有过的释放。
结 语
自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以来，蒙古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然而从1929年起，因为政治的种种因素，双方交往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恢复。因此，达·那楚克道尔基留德的经历在同时代的蒙古人中是鲜有的，他对于德国的描述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经历使得他塑造了更加真实、全面和深入的德国形象。而对德国的认知也使他明确了自己作为“文化播种者”的身份，使他自身的民族气质开始达到从未有过的释放。
和其他的蒙古作家相比，达·那楚克道尔基的创作语言谈不上华丽，创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