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很高兴来北大蒙古学研究中心，和各位出席“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学者交流。我演讲的题目是《后现代性与再启蒙》，与包·斯钦先生提交本会的论文《中国蒙古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一定的联系。

包·斯钦先生在论文的最后提到，在蒙古族当代文学中，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议还是很大的。现代性是我们讨论问题时大家认可的一个话语背景，而后现代性、后现代到底为何物，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常常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包·斯钦先生的论文也提到一种常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完全胜利后才有可能谈到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讲后现代是不是弄错了时间、是不是过于奢侈了一点呢？下面我就分两个问题来谈一谈后现代性，并着重说明为什么把它看成是一种再启蒙。

第一个问题：作为再启蒙的后现代性

“后现代”这一词汇是由早期一些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引入我国的，并在当时（20世纪末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学术话语中出现了一个热潮。但同时它也给人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好像“后现代主义”就是以文学为主，另外包括一些艺术的东西。这种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因为它仅仅局限在文学的行当中。关于后现代，我认为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是最值得一读的。这本书讲的是当代西方大学教育关于知识观点的报告，它已经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车槿山教授翻译成中文（三联书店，1997年）。自从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将近十年过去了，但它的意思却没有完全被中国的学界所把握。在我看来，书中所谈到的“后现代”绝不仅仅是文学和叙述的问题，而是继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启蒙。后现代性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延续，不是一个单纯时间上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范式”（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语）的变革。那么要想了解后现代性就要首先从现代性这一问题谈起。

现代性的基础是启蒙，是三百年来西方（以法国为主）的启蒙主义者确立起来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观念。现代性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为资本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扩张而开路。这段历史主要是处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反映，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强调的是科学和民主，这就是我国五四时期当作法宝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先生可以看作现代性话语的核心内容。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人自己却对这一套东西开始反思、怀疑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原因就在于20世纪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它给人类留下的伤痛之严重是前所未有的。法国大革命以后，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资本自由竞争的工厂和市场体系建立了，民主制度建立了，这些将把人类引入到一种不断进步的进程之中，从而使人们形成了“直线进步”的历史观。这是启蒙运动赋予人们的理想。所有追赶西方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比方说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也是把这些美好的理想作为我们自己的理想。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改革开放，说到底都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样板，来重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国家。这种过程是没有经过我们自己独立反思的，我们只不过妥协于潮流而已。

后现代性的提出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前景发生质疑，并使之发生了逆转。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人们坚信人类是由理性和科学所引导，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西方的有识之士们，特别是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再也不会像19世纪的人们那样坚信自由、平等、博爱一定能够在全球实现，也不再认为人类由理性科学引导着必定走向更美好的方向。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是惊人的，无论是杀人的规模，还是杀人的手段，都是史无前例的，乃至今天人体炸弹频频爆炸，似乎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这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现象么？关于现代性杀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论述说，人类彼此之间仇杀，往往打着现代性赖以成立的前提作为旗号——那就是所谓民族、国家。的确，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按照社会学比较新潮的说法，民族和国家是想象出来的一种构想的共同体，它也许存在，也许只存在虚设的假想之中。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名义下，人类因此而死亡的数目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统计，在20世纪人类非正常死亡（主要因为战争与政治迫害）的人数已到一亿四千万。我认为这是不完全的。如果再加上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增加的人数，我想将会达到两亿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个数目。倘若同石器时代地球上的两千万人相比，两亿人的概念就是在这一个世纪中，人类在石器时代的总人口灭亡十次！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仇杀而致死的这一数字应该使我们惊悚！因此，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启蒙主义所呐喊的“自由”“平等”的确让人有一种“痴人说梦”的感觉了。

后现代性就是认为现代性所赖以建立的一整套话语有巨大的蒙蔽性。其蒙蔽的根源在于直线进步的时间观。换言之，现代性是建立在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之上的。可是回顾三百年前，人们还不知道这样的进步话语呢。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古希腊黄金时代的神话；无论是基督教的千年审判，还是中国道家的历史观，都没有过人类永远向前实现进步的这种观念。现代性实际上是从启蒙话语中建构出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启蒙话语所建构的这三百年的时段中，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人们就应该这样去想。假使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没有给地球的资源与环境造成如此不可挽回的恶果，这么多不幸的事件没有发生，我们可能今天还在相信人类是向更理性的方向走。那么，西方人所标榜的“理性”又是什么呢？19世纪最灿烂的理性国度当数德国。如果我们翻阅近现代哲学史的话，恐怕有60%至70%的大哲学家都是德国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高度理性的国度，却在20世纪里非常奇怪地全然听从了一个“疯子”的指挥！希特勒东边攻打苏联，西边攻打整个欧洲，理由就是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种族，这个世界应让给最优秀的种族。于是，这样一个最极端的理性国度却出现了最疯狂的杀人现象，就好像一张纸的两面，突然一下就翻了。所以后现代主义其实从现代主义当中已经开始，已经对人类理性有所怀疑。自从20世纪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也出现了对启蒙核心价值观的反思和怀疑。

在20世纪发展最充分的学科中有一门叫做“文化人类学”，它是19世纪后期建立的，以1871年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的诞生为学科建立的标志。一百多年来，文化人类学对全世界无文字的民族，即过去被称为“原始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积累大量的文化多样性的珍贵素材。这一学科的出现，在学术意义上，对启蒙以来所建立的西方人的所谓科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观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对这些“原始民族”的再认识反过来让西方人自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文化人类学的原则口号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到一个异民族中去做田野调查时，不能带有俯视的心理，即：不能带有以“我族”为中心和基准的眼光。“文化相对主义”贯彻到极至就是不能以物质水平之高下或者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来判定一种文化的价值优劣。

这一道理听起来好像不大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物质的标准，用生产力的标准来划分先进落后，这恰恰是由于我们生存在启蒙话语的语境中，固执地坚持着启蒙话语的直线进步历史观所教给我们的那一套，所以我们才会视某一民族为“原始”，认为其野蛮、落后与蒙昧。20世纪后期，人类学产生了一个裂变。起初的人类学是为了殖民者更好地了解殖民地人民而开展的学术研究，而这一裂变的矛头恰恰是针对于此。一些真正贯彻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学者纪录和描述了数以千计的形形色色的关于“原始民族”的知识，这无疑是对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形成了一种挑战。过去认为“原始民族”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观念在今天人类学大量资料面前显得越发的单薄。文化相对论的原理就在于不用物质的水准来判断文化的优劣高下，而看这一群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何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周边其他文化，自远古时代延续生存到今天。这种延续和生存的本领，就是人类学最珍视的文化价值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原始民族的文化价值并不亚于那些登上月球、登上火星的高科技文明的原因之所在。

人类学家有个比喻，他们把文明视做“社会的恐龙”。这并非一个不着边际的想法或耸人听闻的言谈，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看上去非常强大的东西可能也是难以为继的。文明是非常脆弱的。也许有人会质疑，缘何以“脆弱”来评价文明？我们今天不是在享受文明进步的各种惊人的物质成果么？我是想说，我们不能以物质是否发达来评判一种文明。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文明都不复存在了，即便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文明，今天也只剩下了断壁残垣。举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五千年前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他们的想象力与劳作恐怕对于今天的人类也是个挑战。尽管如此，埃及文明灭了，而且灭了多少次。今天的埃及人绝对不是建造金字塔那些人的后代。伊拉克人又怎样呢？他们常常以生活在两河流域而自豪，因为那里是比埃及更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诞生的地方。可今天的伊拉克人是苏美尔人的后代么？不但不是，而且身材、相貌方面一点儿都不像。这些伟大的文明曾经在地球上辉煌过，但很快就没有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研究苏美尔文明，我们只是而且也只能惊叹最早的度量衡、最早的城邦民主制、最早的天文学产生于此，而对这个民族从哪儿来、又是从哪去这些问题可谓无从知晓。所以，尽管今天我们看到金字塔，认为它们很伟大，但如果把它们和今天丛林中那些没穿衣服的所谓原始人相比，它就是落后的，因为它灭了，“原始人”还活着。这些活着的，不是单纯的人群，而是一种文化。这样的一种现实对后现代知识观而言，就是文化多样性这个概念。

一百多年来，我们通过西学东渐学到的都是关于西方的科学、民主以及社会科学体系，我们中国的大学里开的这些专业也全是照搬而来的。如果用文化多样性的眼光来看，这些西方的知识其实只是千千万万种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而已。那么为什么把这一种文化视为亘古不变的经典的文明，而其他的全被压抑呢？利奥塔在其著作中谈到，人类有两种知识。一种是西方科学知识，是以理性逻辑建构起来的；另一种是叙述知识，是指口传的史诗、传唱的神话和故事。他认为这两种知识同是人类的知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不平等的现象的渊源就在于存在文化殖民主义，它涉及到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正如福柯所说：知识不是永恒的真理，知识的背后就是权力。各方面的既得利益者在现代性话语中，在知识运作中，他们是坚决不会让出地盘的，绝不可能，任何一个改动都要争得你死我活。后现代背后面对的深刻挑战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人类学有一个概念叫“地方性知识”，大家一听这名字就可以知道，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地方性知识应该和西方的没有经过论证就被当成惟一合法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平起平坐的，因为它代表了某一民族、某种文化在这个特定的自然或社会环境中经过千百万年的适应而存活下来的知识和经验，它是无价之宝！而且是少掉一个就永远不会再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的意义不在于哪个文学作品中写了一些后现代的期待，而是要你自己觉悟起来，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有所自觉，而不要盲目地追随别人的文化，不要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当。

西方人自己，特别是他们的人类学家们已经对其知识合法性提出尖锐的批判。我仅以菲律宾丛林一个民族为例加以说明。一位名叫康克林的美国人类学者要做一个博士论文，他到菲律宾去做田野调查，研究的对象是菲律宾热带丛林中一个人口非常少的人群——哈努诺人的植物观念。这位美国人类学家经过长期跟踪调查，写出了一篇博士论文，成为了经典例子，常常被引用。看起来这个丛林民族原始、野蛮、落后，但他们的植物观念跟西方的植物科学一对比，前者对植物的分类是1600多种，而后者所做的分类是1200种。对于植物世界的认识，丛林民族要远远高于西方科学。相反，如果把西方植物科学分类法硬加于丛林中的哈努诺人，告诉他们植物一共有1200种，让他们去认识世界，这不但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世界，反而遮蔽了他们对周围植物的精细体认。再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关于灵魂的概念有七个层次。发现这一点的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写了《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是针对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而写的，它刚好反映了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之间的根本差别。虽然《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的写作年代是20世纪20年代，那时后现代主义尚未兴起，但它代表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是真正后现代的，所以我们不用一个严格的时间段来看谁完成了现代才能进入后现代，没有这样一个专利。列维—布留尔的书在中国是被引用最多的，凡是研究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的学者们，可以说没有不看的，这本著作甚至被当作最了不得的西方科学来教，实际上那本书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列维—布留尔不是一个称职的人类学者，没有到任何一个所谓原始民族去做过亲身的体验和调查，他的知识基本上是从书本上来的，用今天的人类学标准来说是不合格的。第二，列维—布留尔这部书的写作就是要说明世界上的人类以地中海为中心来划分，地中海区域的民族——西欧人的思维与非地中海地区人的思维不一样，前者是理性的科学思维，后者是原始思维。这部书的动机就是在这样一种殖民主义，或者说西方中心的知识观下生产出来的。列维—布留尔实际上用带有种族歧视的眼光，去造出一种理论来证明“我们的人是文明的，你们是原始的”。而保尔·拉定的著作《作为哲学家的原始》则是批判了《原始思维》的殖民色彩。按照生产力水平，新西兰的毛利人肯定比我们的汉族、少数民族都低，但保尔·拉定认为他们都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各种价值的理解西方人即使经过调查也不能明白，怎能说他们的思维“原始”呢？这实际就是知识观背后的话语权的问题。人类学家积累了数以千计的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之后，开始对定于一尊的西方知识提出了质疑。

接着，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后现代知识观、后现代知识观中的文学概念。

第二个问题：后现代知识观、后现代知识观中的文学概念

我今天讲的文学和我们汉语中原有的“文学””是两回事。孔子在《论语》说道当时的学问有四科的划分，“言语”和“文学”就是在这个语境中出现的。他所说的“文学”和我们今天会议条幅上面的文学一样吗？显然不一样。我们今天用的都是现代性西方的观念，是以现代西方文学形态作为标准样板将文学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西学东渐以来，无论是中文系、蒙文系等等，但凡设立的传授文学概念的学科，都运用的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批判就盲目认可的四分法的文学概念。所以，如果用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文学概念来讲文学史，必然如同用西方的植物分类法来看待哈努诺人丛林民族的植物一样，非但不能帮你更好地认识事物，反而遮蔽现实的你，阻碍你认识原汁原味地方文化的眼界。有人统计，20世纪以来出版印刷的中国文学史类图书共有1600种。这不禁令我反思，这1600种所谓的中国文学史解决了哪些对我们多民族文学的认识问题？无非是戴着西方现代性文学概念的有色眼镜来建构起所谓的文学史。

对于“文学史”这一概念，也是西学东渐以来的事。《文心雕龙》里虽然讲了一些文章流变的问题，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史”的概念。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用西方的“瓶”套你的“酒”，有时是合适的，但有时非但不合适，反而根本无法解释。这就好比中西医结合了几百年，可西医的X光无论如何也照不见中医倡导的穴位和经络一样。说到底，是因为这分属两套体系。用人类学的话说，凡是能结合的，是文化中粗浅的、表层的和制度的方面，而每一个文化中最核心最独特的东西是很难被另一文化所理解的，更不要说结合了。但这并不是说，西医的X光、化验、抽血很顶用，是科学，中医、蒙医、藏药就没有用。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彼是彼的科学，此是此的科学。这就是被压抑着的、处于沉没状态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巨大潜能！

回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来。我们的少数民族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撰写文学史呢？以往的方法是一上去就是西方人神话史诗的概念，关于汉族的只是一些断点残篇，跟希腊神话无法往一块儿摆。怎么办呢？就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弥补手段。实际上，史诗的概念虽是西方的，但是欧亚草原文化是全世界史诗最高发的区域，这其中包括蒙古国、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史诗作品，这些地方文学的丰富性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所叹为观止的，它们存在本身绝不亚于书写成文本的东西。去年上映了一部大片《特洛依》，它源自何处呢？荷马史诗。可是荷马本人是盲人，西方文明书写一开始是从盲人那儿来的，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但这悖论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无文字的东西，他的记性远远超过有文字的人。凡是看过《格萨尔》史诗演唱的认都知道，这种超常规的与萨满有关的特殊的生理、心理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今天文明人已完全丧失了的，而今天西方后现代运动要复兴的恰恰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我们了解的往往是西方的学院派，但真正代表西方社会的并不是这些学院派。如果你到西方民间去考察，你会发现有千千万万的人信奉的是新萨满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能够达到人、动物和自然相互感知、相互交流是了不起的东西，是能够拯救西方人精神危机的东西，所以才会有大部分的西方人不远万里到东方国家来学这些。这体现的就是一个知识的反差问题。我们自西学东渐以来学的则是一般被认为是合法化了的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而他们则恰恰要从这些东西中解脱出来。

近年来，一些西方的小说的中译本在我国颇为盛行。这些流行的畅销小说背后其实都存在一种价值观的变革。比如《哈里·波特》系列，它当中实际上也含有萨满思维的东西。比方说，小说中的人物把父母设想为伟大的巫师；在学校里既不学《圣经》，又不学科学理性等等。因为萨满就是一种巫术现象。《哈里·波特》的作者对后来英国的昂格鲁萨克逊人压抑下去的边缘文化（凯尔特文化）了若指掌，甚至作品中每一个主要人物名字背后都有典故。这部作品背后的价值观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她把巫术的世界观和西方现代性的主流话语做成一种对立面，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只不过我们对它的文化背景不太了解，对西方的所谓新巫术运动、新萨满主义运动已普及到什么程度根本一无所知。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就是来给孩子闹着玩儿，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西方社会新兴起的民间运动大多是反主流话语的运动，其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

后来的《达·芬奇密码》等小说也是这样。它们代表了整个颠覆西方主流的价值观的共同思想倾向，只不过有的用巫术的方式，用萨满式思维，有的则用女神精神，来颠覆正统基督教的传统。虽然采取的药方不一样，但矛头对准的都是一个。

现代性最根本的限度是现代性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最根本的限度就在于人与自然的失衡。地球无法满足六十多亿人都要达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这一名词闻所未闻，而今天频频强调的原因。“科学发展观”的这一说法以“科学”作为定语，这是现代性话语中惟一合法的出现。要知道这两个字的背后饱含了多少辛酸和无奈。

所以说，后现代知识并不是要教给我们在哪些作品中找一点和后现代能贴上的因素，这种对号入座式的思路本身是中国传播后现代的早期学者们没有进一步拓展而致。我们把后现代性看作一种与现代性分道扬镳的再启蒙。是否有新启蒙的意义呢，我先不下结论。但从最近这一二十年来的发展态势来说，这种新启蒙的影响日益扩大，它要求我们不能再按现代性的方式进行去生产和生活。对于我国以高校为主的知识分子而言，也许搞学科建设的繁重任务令你无法顾及这么多，也无暇去顾及吧。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生存的根基已经动摇了。因此，现在各位进行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不只是供阅读欣赏的东西，而是一种千百万年存活下来的生存样态的表现。从后现代立场看，它是无价的，它理应和西方经典文学平起平坐，只是由于文化殖民的原因没有达到而已。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任重而道远。

（袁琳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演讲人本人审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