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图腾神话的源流[1]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熊图腾与史前女神宗教
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有一些反复呈现的动物形象，除了作为偶像而单独出现，还会作为其它神圣象征的隐喻关联物而出现。例如，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斯在系统分析了欧洲新石器时代陶器图案模式后发现有一种作为母神象征的网状纹饰：“这种网纹象征经久不衰地反复出现。在方形、卵形、圆形、菱形、膀胱形、三角形（女阴三角形）和带状纹中均有表现，还常常与动物形象相联系，如蛇、熊、蛙、鱼、公牛头和山羊头。”在金芭塔斯看来，熊和蛙、蛇这类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或者替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
新石器时代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由于复活总是以死亡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熊神也顺理成章地兼任起死亡之神的职能。自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古老的熊神的身影依然时常伴随着诸女神活动的场合而呈现出来。例如在古希腊，在布劳罗尼安·阿尔忒弥斯节庆上，会出现一位主持仪式的女祭司，身穿黄色长袍，她的仪式职能就在于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参看Dexter（1980，26）。回望亚洲大陆东端，在中国的民间舞傩仪式上居然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只不过由于年代传承的久远，其所代表的尊神的性别已经不再像希腊人的阿尔忒弥斯神那样明确罢了。
从进化的历程看，熊是数百万年以来猿人狩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人对熊的认识和熟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从对史前遗迹 的一次考察中，我们得知大约五十万年前，仅在一处他（指猿人——引者）就捕食过…熊、羊、猛犸、骆驼、鸵鸟、羚羊、水牛、野猪和鬣狗等物种。”[2] 将熊当作宗教崇拜的对象，也是迄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人类最初的宗教活动的证据。生活在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在石头摆成的圆圈形祭坛中央，安放着熊的头骨。这一景象给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而在新世纪撰写世界神话史的英国女学者阿姆斯特朗，也照样从尼安德特人的仪式行为入手，试图从中窥探人猿相告别的观念契机：
动物也观看同类的死亡。但是，如我迄今所知道的，它们对死亡没有更多的考虑。不过，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显示出，当这些早期的人类意识到他们必死时，他们便创作出某种对抗性的叙事，这样的叙事能够帮助他们面对死亡。尼安德特人小心翼翼地埋葬他们死去的同伴，他们似乎想象到了可见的物质世界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因此，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类就具有了想象他们日常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能力，并以此而同其它生物区别开来。[3]
北方地区的熊所特有的季节性活动规则，尤其是冬眠的习性，更加容易给初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观的一个神奇标本，成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圣对象，这也就顺理成章地使它充当了图腾观念首选的物种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熊图腾的分布非常广泛，其传承渊源较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对集中的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熊图腾的流传对于处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给横向的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得在某个单一文化中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现象得到跨文化的通观解读。像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为什么会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就是这样的难题之例。
关于熊图腾北美洲的存在情况，有美国人类学之父之称的摩尔根，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就已给出清晰的概述。该书第二编第二章》讲述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联盟的情况时指出：易洛魁人社会组织以各部落拥有多个氏族为特色，少则三个，最多者为八个。每个氏族一般都以自己的图腾动物为名。例如以下八个部落：
塞内卡部——１、狼氏；２、熊氏；３、龟氏；４、海狸氏；
５、鹿氏；６、鹬氏；７、苍鹭氏；８、鹰氏。
卡尤加部——１、狼氏；２、熊氏；３、龟氏；４、海狸氏；
５、鹿氏；６、鹬氏；７、鳗氏；８、鹰氏。
鄂农达加部——１、狼氏；２、熊氏；３、龟氏；４、海狸氏；
５、鹿氏；６、鹬氏；７、鳗氏；８、球氏。
鄂祭达部——１、狼氏；２、熊氏；３、龟氏。
摩霍克部——１、狼氏；２、熊氏；３、龟氏。
图斯卡罗腊部——１、苍狼氏；２、熊氏；３、大龟氏；４、海狸氏；５、黄狼氏；６、鹬氏；７、鳗氏；８、小龟氏。[4]
易洛魁人部落的这些氏族划分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核心要素是为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以狼和熊为其最主要的图腾动物，分别固定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上。《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三章还讲到印第安社会的胞族组织，这是由氏族分化出来并在氏族之上建立的社会单位。如西北沿海的特林吉特人就划分为两大胞族，情况如下：
第一、狼胞族
氏族——１、熊氏；２、鹭氏；３、海豚氏；４、鲨氏；５、海雀氏。
第二、鸦胞族
氏族——６、蛙氏；７、鹅氏；８、海狮氏；９、枭氏；１０、鲑氏。[5]
图腾社会的氏族组织形式必然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在该社会的集体意识与文学艺术之中。这种对应的情况就给研究社会结构的学者和和研究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神话叙事——的学者带来相互阐发的极好契机。例如，《古代社会》第二编第六章提到的摩基人的氏族组织与他们的神话观念。他们的社会由下列九个氏族构成：
１、鹿氏２、沙氏３、雨厌４、熊氏５、野兔氏
６、郊狼氏７、响尾蛇氏８、烟草氏９、芦草氏
摩尔根还记录了一位名叫泰恩·布鲁克的美国医生提供的一则关于摩基人起源的神话故事，这是他从一个摩基村中听来的。
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老祖母从西方老家带来九个人种，其形状如下：第一、鹿种；第二、沙种；第三、水（雨）种；第四、熊种；第五“野免种；第六、郊狼种；第七、响尾蛇种；第八、烟草种；第九、芦草种。她把这九个人种栽种在他们今天村落所在的地方，并将它们变成了人，这些人建造了现在的村落；至今仍保持着人种的区别。他们都坚信灵魂轮回之说，认为自己死后就会返回原形，仍变成熊、鹿之类。[6]
这则神话非常典型地呼应着图腾社会的基本信仰，即人处在自然元素的循环变化之链中。人的生命只是这种宇宙变化之链中的一个过度环节而已。处在某一人种的生命环节上端的自然物种，既是该种族的祖先来源，又是其最终的归宿形态。不论是熊、狼一类的陆地动物，还是雨水和沙子这样的无机物，均可能构成作为生命之源和归宿的神圣图腾。[7] 在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原始艺术》[8]一书中，可以看到印第安人艺术品中大量的熊造型。这是熊图腾神话在语言文本所叙述的故事之外的另一类直观的视觉表达形式。如第184页图181，用野生白山羊角雕刻着熊的匙把。第185页图182。表现熊的浆果匙（A.b. 钦西安人c特林特吉特人）。第255页图289。双熊首食器，用巨角岩羊角制成。第231页图264。夸扣特尔人表现熊的画身。第210页图223。钦西安人画在住房正面的熊。第187页图183，半熊半鲸形象的海妖。特林特吉特人的雕刻。图184，虎鲸头熊身的海妖形象。用野生白山羊角雕刻的匙把。这种把熊和其它动物形象加以组合的怪异造型，也是神话思维视觉表现的常见模式，可对照中国古代雕刻的玉制“鹰熊”及“枭熊”。[9]
对于居住在日本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来说，图腾物的数量相对集中在少数几种动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熊和猫头鹰。
有关熊的原始信仰与观念，曾引起弗雷泽、坎贝尔、艾利亚德等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大师们的重视。弗雷泽在《金枝》第五十二章“杀死神性动物”中专门辟出一节（第五节）“杀死神熊”，详细探讨了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习俗。给后代的比较宗教研究和神话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但是弗雷泽关于熊祭信仰的解释，却还不能令人满意。他注意到阿伊努人既崇奉熊为神灵，又杀而食熊之肉的矛盾现象，依据一位西方牧师约翰·拜契勒的观点给予如下解释：
阿伊努人就是这样宰杀动物，希望由此获得各种好处。他们把这些动物看作神灵，希望这些动物为他们带信给亲人或上界的神，他们希望通过吃它们的躯体，或用其他方法得到它们的美德。他们显然希望它们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再把它们捉住杀掉，再一次获得他们已经获得过的一切利益。因为，在击碎熊和鹰的脑袋之前，他们向其崇拜的熊和鹰祝祷，祈求它们复生到着世上来。这些似乎清楚地表明他们相信这些生物将来会复活。如果在这一点上还有如何怀疑，拜契勒先生的证明会予以解除，他告诉我们：‘阿伊努人坚信猎杀或祭杀的禽兽的精灵会再次投生回到世上来生活；他们还相信，禽兽还阳是专门为了人的福利，尤其是为了阿伊努猎人的福利。’”[10]
当代日本神话学家大林太良则认为，熊祭仪式是阿伊努文化中的重要活动。而举行此类仪式的民族，不只是阿伊努人。从北欧到西伯利亚，东边到北美洲的北部，有着广阔的地域分布。大林太良还把熊祭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像阿伊努人那样的真正的祭熊仪式，他们在山上捕到熊仔以后养起来，然后举行仪式将其杀死。采用这一形式的只有阿伊努、吉利亚克及其附近的二、三个种族。其它的民族都是在山上捕熊时把熊杀死。这后一形式被认为是古老的形式。
祭熊仪式在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这广阔的地域上，仪式的细节和人们的观念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阿伊努人认为，熊以人的形像在另一世界生活，而以熊的形象来到人世间游玩。所以，通过人杀死熊这一神圣的行为，从熊的肉体中把其灵魂解放出来，使其在熊国中复而得生。熊的肉和毛皮是它赠给人类的礼品，也是报答人类杀死它的谢礼。[11] 另一位日本学者天野哲也，从人与熊的生态依存关系上对熊祭做出更为专门的研究，提出猎熊是阿伊努人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有人对熊皮和熊胆等珍贵物品的需求作为其深层动因，并非简单的宗教或者习俗问题。根据《东游记》《虾夷纪事》等古籍记载，关于北海道的物产，最著名者莫过于熊胆和熊皮。熊胆中含有的胆汁酸具有抑止痉挛的效果，自古就是重要的药材资源，并且和熊皮一样有很好的交换价值。包括饲养熊仔的习俗在内，实际都有取熊胆一类的经济利益的驱动。[12] 对宗教与习俗背后的利益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人熊依存的特定生态适应模式，给原始崇拜心理的发生找到现实的诱因。
在日本海以西的韩国和中国，熊图腾在诸多北方民族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一般与生育的女始祖神话或者被祭拜之动物偶像相关。韩国开国始祖檀君神话有类似鄂伦春人熊祖先的观念。据《三国史记》说，檀君是天神之子桓熊和一位熊女所生。在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地方，都有以熊命名的地名。这也是远古图腾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近有学者提出，韩国民族起源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有关联。而其熊祖观念也应向南方文化中去“寻根”。苑利便是此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关于韩半岛熊图腾崇拜的起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受北亚诸民族对熊图腾崇拜的古老传统的影响,但从熊虎图腾崇拜这一点看,韩文化的主体部分来源于中国南方之说是成立的,它可能与彝语支民族文化同源,而它们的共同祖先则可上溯到上古的黄帝族,这可能是韩文化中土著文化部分真正的根。”[13] 笔者以为，从语言这个较确凿的文化证据看，韩民族还是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文化的关系更加直接一些，尤其是北方狩猎民族的萨满教文化。
二、从考古材料看中国史前熊女神崇拜
史前期的中国大陆境内是各种动物繁殖生息的乐园。熊不光栖息在较为寒冷的北方，也照样生活在温热潮湿的南方。可以说熊的足迹，非常普遍地出现在石器时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最新发掘的材料表明：广西地区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熊和鹿、野猪等兽类骨骼遗存[14]。人与熊交往的长久历史会在史前信仰方面催生出熊神崇拜的现象。我们已经在现存的印第安人和阿伊努人那里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史前的东北亚地区又是怎样的呢？
近二十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下面分别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来论述这种情况。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长26厘米，高12厘米，宽16。8厘米。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15]
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得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如下几点说明：
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脊骨节，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熊祭礼仪中常见的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如我国鄂温克人神话《熊风葬仪式的来历》就对这一重视熊骨的现象做出过特有的解释。该神话说，熊对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乱扔熊的骨头。”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温克人对熊实行风葬。如不这么做，把熊的骨头乱扔，“活熊不但不入洞冬眠，而且要害人。” [16] 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图片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
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其四、清晰刻划出的六节脊骨，既是兴隆洼先民拥有了动物解剖学知识的证明，又显示他们已经有了较成熟的数的概念。他们对熊体特征的熟悉应该源于他们常年狩猎生活中与熊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是该地区紧接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这个造型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bear shaped shell ornament ）。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女神与人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
例证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充分发现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综合以上三例的分析情况，可以初步达成如下认识：在赤峰东北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其中有两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相当明确地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宗教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种联系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石器时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相互呼应对照的有趣现象，值得西方考古学、史前宗教学和神话学者给予关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该地名即是对那场史前大战的纪念）。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迷信的种种现象。
三、熊龙说与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
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故事的核心是确认本族人的祖先与熊这种动物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证书，熊祖先神话不只是讲来欣赏的文学故事，它更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建构与整合功能。檀君神话与朝鲜人的文化认同，黄帝神话与华夏的认同，背后潜伏着的都是同一种熊神信仰。
华夏第一图腾动物——龙，从发生学意义看，与熊有直接关系。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给龙的起源研究带来崭新局面。解读女神庙出土的熊与泥塑的蕴涵，提出从熊女神崇拜到熊龙的发生线索，揭示在后代父权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话传统。红山文化玉器雕像的发现给龙起源研究打开新局面。猪龙、熊龙和鹿龙等新的假说，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实物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过去局限在文字训诂和纯文本研究窠臼之中的龙起源问题，由于考古学视角的出现而获得改观。这一类玉雕龙从出土时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理由是，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牛河梁积石冢中还多次出土过完整的熊下颚骨，可知红山文化有祭熊的传统，故此类龙应为熊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