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一、“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
——印度学者D. S. 米什拉访谈录1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评价拉什迪和奈保尔等后殖民作家的印度书写？
米什拉（Daya Shanker Mishra，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系主任，下简称米）：在我看来，奈保尔等人只是浮光掠影地描写印度，非常肤浅。他们在印度的时间非常短暂，无法对印度进行深入了解，对印度现状及其变化不甚了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阅读对象是西方人，他们必须不同程度地迎合西方，如奈保尔使用“黑暗地带”或“受伤的文明”来形容印度便是此意。多年前，拉什迪来过我校，我曾当面问他，你为何不写一本关于英国或美国的小说？他无言以答。我知道，他只要照我说的去做，西方人就会对他说：回你的印度去！我认为，拉什迪等人是在推销印度，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特殊的殖民主义。
尹：先生，让我们换个话题吧。当今一些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提倡汉语批评，即以中国文论为工具评价西方文学，扭转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局面。昨天，我在你们的图书馆看到一本题为“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的论文集。其中一篇文章说，印度学者必须重建一种文论标准，以利西方读者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理解印度文学。这说明，中印学者想到了一块。
米：我认为，每一文学都与其文化紧密相联，乃是其文化的独特产物。希腊文化接受死亡概念，但印度文化并非如此。再生（Samasara）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概念。亚里士多德等推崇悲剧，认为悲剧最美。奇怪的是西方认为印度缺少悲剧。这是用他们西方的文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学。西方还认为，印度文论缺少体系，而他们不乏体系。我在美国和加拿大时曾质问西方学者：究竟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西方文学为什么没有印度的艳情味（srngara）？印度文论为什么必须拥有你们西方意义上的体系？ 他们无言以对。如果以印度文论标准来衡量，西方文学没有味（rasa）。
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来评价西方文学，这是对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以印度为例。我们的庄严论、味论、韵论等必须先运用于印度，确认其合理度及可行性。即使在过去，味论等也从来没有用来评价一部完整的印度古代作品。梵语诗学的六个流派没有一派用来评价印度两大史诗或其它任何一不完整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先将其运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评价。
的确，照西方标准看，他们的文论不乏体系，印度和中国则没有。再加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势，西方文论风行当今世界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学者提倡汉语批评，这也是我们印度学者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中印学者如果将自己的文论成功地运用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此我们在文化意义上是独立了。
尹：先生，聆听您的高见，使我非常高兴。您的观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定具有启发意义。
米：你如觉得某一观点可用，可以采用之。学习印度文论也好，学习中国文论也好，重要的是将其运用于文本批评之中。理论如不运用则无意义。
尹：希望先生能到中国去，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您的观点会使中国学者受益颇多。
米：你也知道，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来。如果中印学者走到一起来，我们将改变世界文论的格局。
尹：我相信这一点，谢谢先生。
2005年1月20日于印度古吉拉特
二、“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文学印度学派”
——印度学者D. S. 米什拉访谈录2
尹：先生，今天我想请教另外几个问题。今年8月19日，我访问了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阿米亚·德夫先生。（注：1956年成立的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是印度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印度学派是我们的谈话主题之一，您对这一学派有哪些看法？
米：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它虽然诞生在印度，是地道的印度式学派，但又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它的方法可以运用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上。印度比较文学必须努力发现两种文学之间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使人类感情得以增长繁衍。
尹：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特征是什么？
米：它比较人类的内部洞见。它的目的是发现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
尹：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印度比较文学的目标是通过文学比较以联合不同语言区域的印度人民。您是否这样认为？
米：印度是一个存在多样性的大国，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那些使印度人民和谐相处的东西。但是我不认为印度比较文学仅仅比较印度区域文学。因此，印度马拉提语文学和印地语文学的比较不是地道的比较文学，但是这种比较却是眼下发现印度性（Indianness）的一种必要手段。因为这毕竟是印度。
尹：那就是说，您不同意阿米亚·德夫和S. K. 达斯先生关于“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是地道的比较文学的主张。阿米亚·德夫先生认为，印度学派是继法国、美国、苏俄学派之后的第四个比较文学学派，而中国学派是第五个这样的学派。阿米亚·德夫在他于1984年出版的《印度比较文学的观念》中与西方学者艾金伯勒 “比较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的论断针锋相对：“比较正是理由”（comparaison c’est vrai raison）。
米：我只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正如我刚才所言，一种印度语言文学与另一种印度语言文学的比较是发现印度性。但是印度比较文学的真正目的不是这样，它必须在跨文化基础上比较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眼下，许多印度学者正在做的就是这种比较研究。
尹：看来，在印度，注重区域文学比较的“比较印度文学”能与跨文化基础上的比较文学并存。
米：是的。这正是泰戈尔所做过的事情。也是室利·奥罗宾多·高士所做过的事情。这也是今天许多印度学者正在做的事情。
尹：先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西方诗学有其局限性，而梵语诗学具有普遍运用价值。梵语诗学可以用来评价西方文学。但问题是，西方学者会反问：“为什么梵语诗学具有普适性而我们西方诗学有局限，因此不能用来评价东方文学”？
米：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设问。但印度诗学能随着时间不断进行修正。如果你翻阅印度诗学发展史，你会发现，许多学者按照时代的要求已经对诗学理论进行了调整。略举一例。A. 古兰达说过：“味韵（Rasadhvani）的宗旨在于将人性提升到最高的真理阶段，使人体味到超验极乐（Alaukika Anand），品尝卓绝而又自然的味”。但是到了20世纪，著名批评家R. C. 舒克拉却说，味韵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体验超凡而自然的味与韵。味与韵必须服务和造福社会。可见印度诗学并不那么保守封闭。它有随着时代需要而修正和发展自身的潜力。
尹：因此，今天我们仍可运用味论和韵论来分析评价东西方文学？
米：是的。举个例子：海德拉巴的拉玛克里希南教授就曾运用曲语论来阐释当代英国诗歌。
尹：先生，您曾经告诉我，西方诗学与其说是美学性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政治的诗学，这与瓦腊那西的德维威迪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
米：但这不意味着印度诗学只重美学维度。美学必须间接地有益于社会，因为印度深信语言来自社会，语言和社会通过人来衔接。
尹：先生，您曾教授我《诗探》（Kavyamimamsa）第3章。那位独特的诗原人（Kavyapurusa）诞生后对他母亲即印度语言和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Yadetadvanmayam visvamarthamurttya vivarttate”（这个世界就是语言，它以意义的形式而展开。）这句话紧扣印度语言哲学。愿闻其详。
米；印度传统文化深信语言的自主性。《犁俱吠陀》中说最原始的真实乃是语言 (Vach)。语言创造世界 (Visv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语言叫做“Chandasa” （意义或意图）。按照印度语法学观点，来自世界的声音 (Sabda)意味着Sthanataram 或Gati（运动）而非仅仅声音而已。当我们说通过语言了解事物万千时，这是真谛。
尹：先生，上次在加尔各答访问阿米亚·德夫先生时，他告诉我，某些印度学者对与中国知识界进行学术合作兴趣不是很浓，中国方面也是这样。为什么？
米：我认为过去10年里印度已经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并且我以为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本应该在印度求之即得。今天我们在印度可以搜寻到许多中国的新产品，但彼此间的文化交往却非常有限。因此，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努力，使中国文学不只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而在全印都可传播。你们必须努力向印度其它地方如钦奈、拉贾斯坦、古吉拉特、马哈拉斯特拉等传播介绍中国文学。同样道理，印度方面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印间的文化交往会达到一个理想的阶段。
尹：我同意先生的观点。已经到了必须有越来越多中印文化交流的时候了！
米：另外，我认为现今中印学人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比较文学。印度比较文学或中国比较文学不应是欧洲比较文学的翻版。同时，我们也不要使中印比较文学变成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我们必须使比较文学成为理解人类文化的一个手段。如此，比较文学便具有其积极意义且将拥有灿烂的未来。
尹：先生，您已经读过我们四川大学的英文杂志《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您是否想给该刊主编、我的导师曹顺庆教授说几句话？
米：我已经浏览了曹教授寄给我的所有刊物。我认为，曹教授正在从事的是一项非常具有开创性的艰苦工作。请转告他，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这项事业。因为，这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的要求。真正的比较文学既要保持人类意识，又要兼顾中印社会的独特个案。请转达我对曹教授的敬意！
尹：谢谢先生，我一定转达。我希望有一天您和曹教授在中国或印度欢聚一堂。对于21世纪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乃至东方比较文学发展史来说，你们的聚会将是历史性的。正如您所言：“如果中印学者走到一起来，我们将改变世界文论的格局。”
米：我希望如此。请记住，我米什拉本人并不重要，曹教授也不重要，我们的观点才重要。
尹：谢谢先生。
2005年10月2日于印度古吉拉特
三、“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
——印度学者K. 卡布尔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 先生您好！自从来到印度，我发现一批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用印度传统的文学理论来批评阐释西方和印度的文学作品。我已经看过您的两本书，即《文学理论：印度的概念框架》和《语言、语法及文学：一种印度视角》，您在书中就有类似见解。今天能否请您再谈谈这一问题。
卡布尔（Kapil Kapoor，印度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英语系教授，下简称卡）：你知道，印度受到西方影响已经多年，印度教育体制已被西方取代，印度传统思想文化不受重视。印度人在心智上已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的成为理论，而印度的东西则变成论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已经停止思考，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依赖于西方，而失去了独立性。30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东西成为论据。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
尹：先生，和您的做法相似，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
卡：印度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
尹：先生知道。世界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两个重要阶段。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中印同属第三世界，在文化发展和基本国情方面也许多相似点。况且，虽然印度学者建立比较文学学派的呼声不是很高，但你们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中国同行的前面。我们联合起来不仅对彼此有益，而且还能对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产生有力冲击。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
卡：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在印度，我们的文化与“Dharma”（法）息息相关，而西方文化则与“Sin”（原罪）等概念密切相联。我们必须正视东西方文化性质差异这一基本事实。
尹：您的观点非常有意义，我将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谢谢先生！
2005年3月14日于印度新德里
四、“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印度学者A.I. 塔戈尔教授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两个月前，我访问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R·P·德维威迪教授。我们就梵语诗学进行了一些对话。看得出，德维威迪先生推崇梵语诗学体系中的庄严（Alankara）论。他认为庄严即为诗歌灵魂，而韵（Dhvani）则有缺陷，因为其表述很含糊。您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A.I. 塔戈尔（Ajit I. Thakur，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梵语系主任，下简称塔）：德维威迪是庄严派大师，他认为庄严即诗歌灵魂。我则认为韵是诗歌灵魂。
尹：先生，我曾请教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K·卡布尔先生和贵校英语研究生系主任D·S·米什拉先生，他们都强调印度文学理论应该用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您对此作何评价？
塔：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我们的心智建立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自己的诗学理论于批评实践呢？
尹：先生，您自己有否这方面的实践？
塔：当然有。1990年，我曾运用味（Rasa）论和韵论去评价印度作家R·沙哈的诗歌《沉默的喧闹》。1995年，我运用庄严论中的“褒贬”论分析印度短篇小说《骄傲的女人》，还运用庄严论中的“自性描述”法阐释小说《令人敬佩的女人》。今后，我还想用梵语诗学理论去评价你们的中国诗歌。
尹：先生，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部分印度学者说，西方诗学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因此不能用来评价印度文学。也许，西方学者会问，为什么只有你们梵语诗学能够普遍适用于西方文学的阐释分析中？你们怎么能将味、韵、庄严、曲语(Vakrokti)、合适(Aucitya)用来评价西方作品？
塔：我曾经告诉你，每一诗学理论都有两个方面。其一，每一诗学与其文化紧密相关，其中一些理论只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二，每一诗学都有普遍适用的成分。梵语诗学中的某些东西不能用来阐释西方文学。梵语诗学认为，戏剧和小说应该有令人快乐的结局。西方诗学强调悲剧。因此，我们的某些诗学概念不能用在希腊悲剧的批评分析上，但其它理论如味论、韵论等可以运用之。还有，梵语戏剧形式多样，它有多幕剧 (Nataka)、独幕笑剧 (Prahasana)和独白剧（Bhana）等,有些剧种在希腊文学或英语文学中很难找到。我们不能用印度戏剧形式来衡量西方戏剧。风格(Riti)论经过一些调适也可运用。毕竟，风格论有关语言的使用，而梵语与英语、希腊语存在某些结构上的差异。总之，每一文学理论中的本地成分只能用来评价自己的文学，如印度文学的大诗(Mahakavya)，但每一文论中其它成分却具有普世价值。你可以运用它来阐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每一种文学。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一切。我热爱印度。我推崇印度梵语诗学。但是，我们是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应当只为梵语诗学自豪，我们还应该学习其它语言的诗学理论。就个人而言，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学习中国的文学理论。
尹：先生，在我们中国古代戏剧里，幸福的结局也屡见不鲜。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戏剧与推崇悲剧的西方戏剧也有差别。
塔：为什么？因为西方人的精神里出了毛病。他们挑战世界万物。东方人认为人生短暂，而世界美妙无比。今生今世，我们会遇到悲苦不幸，但人们最终会接近神灵或成为神。 因此快乐遍布世界。我们认为，幸福就在内心而非外部世界。相信内心幸福的人会无处不乐，而寻乐于外部世界者会招来麻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人相信欢乐来自内心世界。我们认为，人只是宇宙大千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因此，他须得成为茫茫宇宙的一个谦卑的哈努曼（Hanuman，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神猴）式的角色。在西方，人居于中心，世界为他所需。人欲操控整个世界。我们深信人应该向世界谦卑虔诚而获得心灵愉悦。西方人不信这一套。他们想让世界为己所用，于是问题便接踵而至。你有你的原形(Svarupa)，我有我的外貌。如果你欲变我为你，或我欲变你为我，就会产生麻烦。欧洲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和世界秩序。他们幻想改变生命的价值。这不可能。我们应该保持哈努曼式的虔诚天性。这便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尹：先生，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印戏剧中没有悲剧。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塔：那些西方学者是以他们的理论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文学。他们没有按照印度或中国诗学标准来评价印度或中国戏剧。这不足以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有关答案。但是我要纠正一点。事实上，印度文学中存在着大悲剧。在我们的大史诗《磨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般度五子和他们的敌人同归于尽。照印度文化传统来看，他们面临着人性的荒诞与真实。因此，《磨诃婆罗多》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悲剧或曰悲剧史诗。这样来看，我们的另一部大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也是史诗悲剧，因为主人公罗摩和妻子悉多非常痛苦地谢世。罗摩深爱的弟弟也自杀了。《罗摩衍那》的结局非常荒诞、令人绝望，它完全可视为一部典型的悲剧。
尹：可以说它们是独特的印度式悲剧。但我认为，在《罗摩衍那》的尾声处，罗摩与悉多还能在天上团圆，这依然显示出印度悲剧与一些中国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相似的东方性。还有，按照印度学者的观点，《磨诃婆罗多》的主味是“平静味”(Santa Rasa)，而《罗摩衍那》的主味则是“悲悯味”（Karuna Rasa）。也就是说，印度悲剧与味相联系，这是与西方悲剧不同的一点。
塔：对。在《磨诃婆罗多》里，一切皆被摧毁，所以生命完全消失。这便是荒诞，生命仿佛全无意义。因此它的主味是平静味。
尹：因此，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悲剧。
塔：西方学者不应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的悲剧。我们的作家不想创作西方式的悲剧。
尹：先生，上次我访问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阿米亚·德夫时，他告诉我，梵语诗学与泰米尔诗学一样，只是印度诗学中的一个分支。
塔：应该说印度只有两种即梵语和泰米尔文化传统。泰米尔文化并没得到充分发展，泰米尔诗学理论也非常有限。过去三千年间，泰米尔地区完全受到梵语文化的影响。我曾在一本书中隐隐约约发现一些零碎的泰米尔诗学理论，但其标准多取自梵语诗学，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乃是凤毛麟角。
尹：谢谢先生的解说。欢迎您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
2005年10月4日于印度
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很重要”
—— 印度学者M .S.潘迪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潘迪先生，您好！请问，贵系是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
潘迪（Maya Shanker Pandey，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英语系教授）：没有开设。
尹：能否谈一谈您对比较文学的理解？
潘迪：当两种文学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