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俊青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由于交通、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实际认识是很匮乏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主要是作者主观臆想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带有虚幻、异化和乌托邦色彩。近代以来，中日双向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增多，中国人对日本有了更多了解。近代文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的特征既有走向现实的趋势，又有古代乌托邦色彩的残留，明显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一状况在民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初叶开始，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其中有很多人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1912－1936年间，他们创作了一定数量以日本为题材的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作家包括苏曼殊、不肖生、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陶晶孙、郑伯奇、滕固等人，我们称之为留日作家。

1920年代是留日作家的日本题材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其前后也有少量作品问世。这些小说的背景大都在日本，基本都是留日作家留学生活的反映，很多都带有自叙色彩。留日作家旅日的时间长的近十年甚至二十余年，短的也有三四年，应该说他们对日本的认识是非常深入的。从总体看，他们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基本上是当时日本现实的反映。因此，这时期留日作家小说中的日本与此前以及此后一个时期[1]中国文学中的日本是很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留日作家摆脱了以往闭门造车的无知与臆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塑造了以日本现实为基础的日本和日本人，并占据了日本题材创作的主流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

1912－1936年间日本题材小说塑造的大量日本人中日本女性占很大比重，值得深入研究。要谈留日作家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不能不谈小说中的中国男性。因为在小说中日本女性与中国男性特别是留学生存在各种各样的交往和关系，可以说日本女性与中国男性的交往是这个时期日本题材小说的首要主题。进而，谈留日作家小说中的中国男性也不能不谈作家的留学经历和个体因素。因为这些小说的素材大都来自于作家自己的留学经历和见闻。留日作家——中国男性形象——日本女性形象——现实中的日本女性是我们考察此时期日本题材小说时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由于留日作家自身的经历与当时常态的留日生活是不尽相同的，因而反映到小说中中国男性与常态的留学生活的距离也是不同的。这也就决定了与之发生联系的日本女性的不同。留日作家日本题材小说中的日本女性（以及中国男性在日本的生活圈）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下层日本女性与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小说中常态的留日生活。这几位作家笔下大都是处于常态的留学生。他们留学日本的主观态度是认真的，目的是获得真才实学回国学以致用。他们一般都住在面向留学生营业的“下宿”或日本下层家庭出租给留学生的“贷间”里，接触到的日本女性则主要是下宿的下女和所寄宿下层家庭的女子。这些女子是留学生了解日本的重要渠道。很明显，这些与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是一致的。这些女子往往是清纯少女，性情文雅贤淑，待人真诚善良，处处让人觉得可爱。即使后来沦为妓女的秋儿（《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和小夜子（《重逢》）在作者笔下也是一以贯之的正面形象。她们都是被逼无奈而沦落风尘的，作者并没有因此丑化她们。如郑伯奇笔下的小夜子，父亲去西伯利亚打仗杳无音信，为了给父亲还债家里把她卖到了大阪的窑子里。作者饱蘸着深情的笔墨讲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日本少女沦落花巷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同情。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小说中塑造的日本女子正是他留日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日本女性的曲折反映，此不赘述。张资平的日本题材小说中几次出现了这样的情节——中国男子与日本女子相爱、结合却对她们始乱终弃。《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中的H欺骗了秋儿，《一班冗员的生活》中的程君抛弃了绫英，《冲击期化石》中的鹤鸣最终渐渐冷淡了如嫣。张资平曾说，留日期间由于“性的苦闷和经济的压迫”，“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来寻求发泄。他的小说大多是“以这时期所受的刺激，及直观的延长写成的”。[2]张的小说较表层化地反映了日本留学的生活。郭沫若几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塑造了嫁给中国人的日本籍妻子形象。她们是坚忍的日本女子，勇敢地冲破家庭的阻力与艾牟结合，甘于贫困艰辛的生活，历经磨难而毫无怨言，一心一意地支持艾牟的写作理想，可谓是贤妻的典型。毫无疑问，这个形象来自现实中郭沫若的妻子安娜。郭沫若还塑造了几个美好的日本少女——菊子姑娘、宇多姑娘、S姑娘和喀尔美萝姑娘。如《落叶》中的菊子姑娘是那样善解人意。她对自己的恋人中国留学生洪师武说：“你不要把我当成异国的女儿呢。本来日本的人民实在还不够，他们不知道败北者的悲哀，一点也没有深刻的态度。对于强者虽高举赞赏的声音，对于弱者没有一点同情的眼泪。我自己对于本国人的轻佻也有不胜惊异的时候呢。”[3]郭沫若在《致陈明远》这封信中曾坦言：“《落叶》确实是以安娜给我的信为底本的。安娜为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4]

（二）中上层日本女性与苏曼殊、陶晶孙笔下与留学无关的生活。这两位作家都具有留学生的身份，但苏曼殊唯一的日本题材小说《断鸿零雁记》不涉及留学生活，陶在《理学士》、《特选留学生》中偶尔写到留学，也只是蜻蜓点水，不占他创作的主流。苏、陶二人笔下的日本女子清一色是非常美好的。苏曼殊笔下的静子美貌娴静，温柔可亲，知书达理，“翛然出尘，如藐姑仙子”，[5]简直是一位完美的天使了。陶晶孙笔下的日本女子也是如此。《音乐会小曲》中的Muff夫人是H先生从前的女友，多年以后还记着他，偷偷送音乐会的票给他。《两姑娘》中主人公晶孙曾爱过的日本姑娘，竟好心地安排他与女友在她家里约会。《菜花的女子》里日本大实业家的柔弱小姐甚至成为支持工人运动的巾帼英雄了。为什么这两位作家笔下的日本女子如此完美无瑕呢？应该说，二人在日本长期的生活都是较为优裕的，这培养了他们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从而影响了小说创作。但二人内心并非没有矛盾。在陶晶孙的小说中，一方面男主人公在与日本女子相处时如鱼得水，处处受到她们的追捧。另一方面他们虽对这些女子迷恋有加，却总怕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会妨碍他们交往。这反映了作家对日本某些方面的依赖、认同和自己的民族身份之间的矛盾。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里也并非没有表现出这种矛盾：主人公三郎在对待去留日本的问题上的困惑，表面看是皈依佛祖和坠入情网的矛盾，隐含的应该是他和实际母国（中国）情感的难以割舍和苟活于异国的安逸幸福二者的冲突吧。

（三）淫贱卑劣的日本女性与不肖生、滕固笔下留学生的放纵生活。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大量写到了日本女子与中国留学生赤裸裸的性关系、性交易。不肖生笔下的日本女人无不“淫气腾腾”，个个是淫妇荡娃，常以色相勾引中国留学生。包天笑曾说：“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多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 [6]不肖生也在小说开篇里自陈，因为自己留学时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现在倦鸟思归，意欲回国却毫无成绩，只得写这部书来敷衍塞责。又说当时在日本的四类中国人中，实心求学和经商的和自己没笔墨缘，只得以不学无术的留学生和二次革命的亡命徒来做登场傀儡。[7]这样看来，说不肖生在日本的生活圈更接近后两类人物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些日本女性形象正是他的日本生活经历的产物。一般认为，不肖生是借歪曲丑化日本女人来出受日本人歧视侮辱的恶气，表现了他民族自尊心的反弹。对这种观点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不肖生确实丑化了日本。很明显，不是所有日本女子都那么淫贱。他以偏概全并大为夸张，如借人物之口说：“日本不是世界公认的卖淫国吗？”[8]这样的言辞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他笔下的日本卖淫女形象又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包天笑说,《留东外史》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9]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当时在日本“从艺者屋、游郭、各种等级的私娼窝、专找留学生的流动娼妇，到所谓的‘铭酒屋’及港口横滨的‘卓袱屋’，进而暧昧的‘酌妇’，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到处建立的公私卖春机关比比皆是”，这是确切无疑的。他还摘引日本外务省资料《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披露，当时确有日本人操纵卖淫妇使其诱惑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发生。[10]日本资深学者引述的材料和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吧。

在滕固的很多小说里，留学生以追逐日本女人为能事。在《迷宫》《葬礼》《外遇》中作家从侧面隐约写到了身为留学生的主人公遭日本女人欺骗愚弄的经历：日本女人为了骗取钱财和主人公在一起，过后把他们抛弃。在《外遇》里“我”哀叹“不怀好意”的日本女人幸子将他欺骗，推测幸子会“一辈子不觉醒，继续她的愚弄男人的勾当，浪掷她的生涯”。[11]他在小说里曾把日本女子称作“畸形的恶兽”，大都是些负面的形象。现有资料对滕固留学日本的情况都语焉不详，但根据他遗留下的文字，我们知道他在日本期间学习绘画，但特别热心于文学，并发表了很多关于美术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诗文小说创作亦颇丰。[12]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确定滕固并不属不肖生所说不学无术的一类人。那么，他笔下“不怀好意”的日本女人从何而来？没有文献资料不敢贸然下结论，但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可能。一是滕固在日本与日本女子经历了惨痛的情感事件，遂发诸于笔端。二是学绘画的滕固与学理工医学等的郭沫若等人所在的交际圈子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学艺术的人不免放浪形骸一些，他虽不属“不肖生式”放纵生活的交际圈的中心，但有可能处在他的外围，会获取一些见闻来创作小说。三是滕固对唯美主义情有独钟，唯美主义热衷于表现变态、畸恋等主题，这种艺术倾向可能会影响他对日本女人的塑造。但滕固小说中那些曾经视黄金、名誉、妇人为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的中国男子都对他们纸醉金迷没有灵魂的生活充满着无尽的悔恨。仔细体会，作家对那种来自心灵的痛苦和忏悔刻画地非常细腻、深刻，小说无论如何不是任意编造的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苏曼殊和陶晶孙两个例外，往往同一个作家笔下的日本女性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丑恶的一面。如在郭笔下，哈夫人正好与贤妻良母晓芙相对应，“是一位虚荣心极重的女子，姿首并不美，但总爱涂脂抹粉……”[13]并且她贪财如命。哈君夫妇耽误了儿子的病情使其致死，哈夫人不但不悲伤，却庆幸可以葬费为由向哈君家里要钱了。这样的女人简直毒如蛇蝎，毫无人性了。而不肖生笔下除了那些低劣的女人，也出现了中壁圆子这样品格修养较高的日本女子。虽然中壁圆子为生活所迫一度沦为妓女，但遇到中国留学生黄文汉后对他爱情专一，细心体贴；同时，她骨气奇高，发觉黄移情别恋后毅然分手；最后几经悲欢离合终于完全征服黄的心，二人结婚回国。

由此可见，留日作家笔下的日本女性具有复杂多样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的方面是客观上民国前期留日作家笔下的日本女性总体上是作家留日经历和见闻的反映，现实中日本女性的美丑善恶自然会反映到小说中。如前所述，这种基于日本现实的创作具有开拓意义。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两点。首先，作家的日本观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对日本女性的塑造。大部分留日作家的创作高峰期正处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社会背景下。郭沫若就曾因为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而愤然回国。留日作家，一方面在日本亲自看到了日本的发展，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有必要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也深切体验到了日本对中华民族的野心以及在日本生活的屈辱。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日本题材小说中，反映在他们对日本女性的塑造中，表现了他们深深的矛盾、忧虑和痛苦。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不肖生，他有很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偏见，往往以偏概全地片面扩大了日本女性的缺点，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次，留日作家与现实中的日本女性在当时的日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极其相似的，对她们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和知己之感，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小说创作。赖肖尔在《当今日本人》中形象地谈到，“我记得很清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夫妇上街时，妻子总是恭恭敬敬地、亦步亦趋地跟在丈夫后面走，吃力地背着孩子或其他东西；而男的却像个老爷似的、神气活现地迈着大步在前面走。”[14]可见当时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她们在家庭中基本上是父兄的附庸，处于从属地位。正因如此，郑伯奇笔下的小夜子才像商品一样被家里卖进妓院来给父亲还债，张资平笔下的瑞枝（《木马》）才被一个不管将来死活，只图眼前快乐的男人玩弄却无处申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那种处处受人歧视、轻蔑的情况下，那些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个性单纯善良的日本女子就更容易获得留日作家的好感了。

[1]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题材小说的背景转到了中国，作家们很多没去过日本，他们主要塑造了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原形基本来自于侵华日军，突出表现了其毫无人性的妖魔特征和侵略本质。

[2] 张资平《我的创作经过》，见《资平自选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 1933年，第12-14页。

[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4]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5] 《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6] 包天笑《平江不肖生》，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年，505页。

[7]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8] 同上书，第75页。

[9] 包天笑《平江不肖生》，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0年，505页。

[10] 木山英雄《〈留东外史〉是怎样一部小说》，见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313页。

[11] 《滕固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2页。

[12] 参见滕固《挹芬室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63页。

[14] [美]埃德温·赖肖尔《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德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