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一般认为，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创造了独特的诗学即文学理论，成为东西方三大诗学源头。印度学者对于古典梵语诗学非常尊崇。他们认为，梵语诗学“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1]一百年来，以泰戈尔等人为起点和代表，印度学者利用古典梵语诗学理论如味论、韵论、庄严论、曲语论、合适论等评价东西方文学已经蔚然成风。泰戈尔以来的这种梵语诗学现代运用可以称之为“梵语批评”或“梵语诗学批评”。根据笔者此前在印度访学期间的观察和了解，梵语诗学批评目前在印度国内虽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备受争议且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命题。如《逆写帝国》的几位作者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追踪：“印度学者和批评家曾经纠缠于这样的争论中：传统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印度文学的现代批评。”换句话说，传统的味论、韵论、庄严论等在评价印度文学或西方文学时是否比“进口”的西方理论更加合适。《逆写帝国》的几位作者判断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争论是关于解殖的争论。”[2]本文即以笔者在印期间收集资料和学术访谈为基础，对梵语诗学在印度的现代运用及其相关复杂现象作一简要说明。

一、印度梵语诗学批评的发展概况

如果要从学理上追踪现代梵语诗学批评的源头，印度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两个著名人物不能错过。1907年，室利·奥罗宾多在一篇文章中用“Rasa”（味）、“Bhoga”（喜悦）和“Anand”（欢乐）等梵语诗学观念来描述诗歌愉悦的本质。与他一样学贯东西的泰戈尔也喜欢采用印度特色的诗学标准对西方文学进行点评。最初见于《犁俱吠陀》的“味”（Rasa）被婆罗多的戏剧学名著《舞论》及后来的诗学家所吸收而发展成为系统味论。泰戈尔说，古典梵语诗学只涉及到九种味，实际上，还可以增加一个“历史味”（Itihasa Rasa），它是史诗的生命。泰戈尔还将这种创造性的味论运用到对英国文学的评价上。1905年，他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时说，莎翁在戏剧中制造了“历史味”：“这里历史味结合着艳情味与悲悯味，因此，其中蕴涵着一颗心灵的深邃和博大。”[3]这样，莎士比亚戏剧在味论诗学语境中得到了新的阐释。泰戈尔还以同样的方式对弥尔顿的诗歌和荷马史诗等西方文学经典进行评价。此即梵语诗学批评的先兆。它预示着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学者将在这一既定道路上走得更远。

印度独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印度学者的梵语批评实践乏善可陈。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情况有了变化。1971年，维斯瓦纳塔在对殖民时期英国作家F.W.贝恩(Francis William Bain，1863-1940)书写印度的小说进行评价时再次运用了泰戈尔式的味论点评法。贝恩热爱印度传统文化，他的梵语造诣非常精深。在与印度思想的不断邂逅中，贝恩把握住了它的精华和深邃之处，并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贝恩的十三本小说多与女性和爱情有关，其中包括了湿婆与波哩婆提的超凡之爱，多表达某些梵语诗学家最推崇的艳情味，因此，维斯瓦纳塔称他为“味辞典”（Rasakosha）。他说，贝恩是“一个艳情味歌手”，他的印度题材小说仿佛是永远宜人的甘露似的滴滴“艳情味”。[4]维斯瓦纳塔对贝恩作品的味论阐释，掀开了后殖民时期印度学者进行梵语诗学批评实践的序幕。次年，著名学者K.拉扬用新批评派和法国象征派的诗歌理论对T.S.艾略特和华慈华斯等人的英语诗歌进行分析，不时又以梵语诗学家欢增的韵论进行印证。他说：“我常常从梵语诗学里引进一些概念，但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英语诗歌创作和批评性观念。”[5]

在维斯瓦纳塔进行味论点评的前后，部分印度学者在进行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其中以迈索尔大学的C.D.纳拉辛哈教授和尼赫鲁大学英语教授K.卡布尔等人为典型。1965年，纳拉辛哈呼吁道：“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在印度一直可悲而焦急地追赶别人的过去。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而只能追赶别人的过去，那么已经到了追赶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了。”[6]纳拉辛哈所谓“追赶过去”实际上就是回归梵语诗学与文学传统。1974年，S.穆克吉发表文章说：“在一个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很难完全忽略西方的标准。”但他坚信：“如果文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的价值最终要靠来自那一文化的标准来评价。”[7]这里，穆克吉分明已经将梵语诗学批评的缘由点了出来。2005年3月，K.卡布尔教授接受笔者访谈时说：“三十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和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成为论据。”[8]卡布尔为此身体力行。从1970年代开始，他先后组织力量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如《诗探》和《味海》等翻译成英语，让英语系的学生首先进入梵语诗学的传统话语空间。

此后，一些学者不断加入梵语诗学批评的理论鼓吹和实践行列中。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在印度南部城市迈索尔的“韵光文学标准中心”（Literary Criterion Centre, Dhvanyaloka）分别举行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建构共同的印度诗学”和“建构民族文学的观念”。两次研讨会开始严肃地探讨运用梵语诗学批评印度文学的问题。1988年，M.S.库斯瓦哈编辑出版《印度诗学和西方理论》一书。他在序言中抨击印度评论界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甘愿充当西方理论注脚的现状。他引用别人的话问道，为什么印度“没有产生一个文学批评的印度学派？”[9]他在该书中收入S.C.古普塔的一篇文章即《印度诗学观照下的哈姆雷特》，对莎剧进行印度式研究。

前述的K.拉扬在1987年和1988年连续出版两部书即《文本与亚文本：文学中的韵》和《燃烧的灌木丛：印度文学中的韵》。他继续尝试构建一种新的“韵论”。他在《文本与亚文本》中，按照这一东西结合的新“韵论”对弥尔顿、叶芝、贝克特等人的西方文本逐一进行阐释。在《燃烧的灌木丛》中，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包括梵语、英语、印地语在内的16种印度语言文学的精选代表作进行阐释。到了1991年，拉扬水到渠成地出版了《印度批评实践的文学理论》。他在序言里说：“这本书提出的并非什么全新的理论，而是从印度诗学体系和近来及当下的西方理论中发展而来。”[10]应该说，拉扬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睿智者。他既未远离梵语诗学传统，又没有抛弃西方诗学，而是结合二者，试图创立一种糅合东西的新理论。他将这一新理论既运用在西方文学的分析上，也用来衡量印度内部多语言文学的成就。某些印度学者说：“拉扬因为运用梵语诗学核心要旨阐释英语文学和印度文学而声名鹊起。”他的四部论著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当代批评家”。[11]拉扬的这一批评姿态与另一位著名批评家纳姆沃尔·辛赫的思想旨趣相契合。辛赫企图在西方诗学与梵语诗学的结合中寻找所谓“别的传统”或“第三传统”。拉扬反对当代印度文学批评家一味模仿西方，而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他认为，模仿本身无可非议，但要有所创新。[12]拉扬从实践上回应了辛赫的主张。

进入九十年代后，印度学者的梵语诗学批评实践稳步前进，并时有“惊人之作”面世。1991年，由印度文学院与迈索尔韵光文学标准中心联合主办了一次历史性的学术讨论会，主题与后来结集成册的书名相同：“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即“运作中的东西诗学”，这一主题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印度学者化古典为实用、从清谈到运作的清晰思路。与会者包括著名学者C.D.纳拉辛哈、R.P.德维威迪、K.拉扬、K.克利希那穆尔提、M.S.库斯瓦哈等。I.N.乔杜里在开幕式致词中呼吁印度学界尽快重建文学评论标准，以利西方读者以合理方式欣赏印度文学。他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纳拉辛哈认为，印度人虽然近期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有了些成就感，但是在谈论自己的文学艺术时，判断标准却不是自己的。纳拉辛哈有些无奈地说：“众所周知，只有在吃饭和作爱方面没有人替得了你！”[13]这次迈索尔研讨会是梵语诗学批评发展史上分水岭式的大事件。与会大多数学者提交的论文多是以梵语诗学标准来分析阐释印度与西方的文学作品，如R. 穆克吉的《韵论的运用：评“希腊古瓮颂”》、C.N.室利纳塔的《霍普金斯诗歌中的曲语》等。这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是，学者们打破了以往集中于味论和韵论的现代运用的格局，将合适论、曲语论等其它梵语诗学流派的理论悉数拿来进行批评运用。

当然，直到这时，印度国内对梵语诗学现代运用的反对呼声也没有停止过。笔者于2005年8月访问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该系著名比较文学专家阿米亚·德维教授告诉笔者，他曾经为纳拉辛哈主编的《运作中的东西诗学》写过评论。他对此书评价很低。他说，印度诗学受西方影响多年，且梵语诗学只是印度诸多诗学体系中的一支，为什么偏偏要用梵语诗学来解读西方文学。[14]他基本上否认了梵语诗学批评的做法。K.卡布尔教授也告诉笔者，他当初提倡梵语诗学批评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说明，部分学者对于梵语诗学批评一直持谨慎乃至反对心态。

尽管一直存在分歧，从1991年迈索尔研讨会到新世纪来临的十多年里，梵语诗学批评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例如，1990-1995年间，古吉拉特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梵语系主任A.I.塔戈尔教授就先后运用味论、韵论、庄严论等点评用古吉拉特语进行创作的诗人和小说家数人。1994年，印度卡里库特大学梵语系教授C. 纳根德拉在其关于梵语诗学跨文化研究的新著中，附录了一篇论文《作为诗艺的曲语：关于麦克佩斯的研究》。[15]这是以曲语论研究莎士比亚的悲剧。M.S.库斯瓦哈在他于2000年主编的一本关于印西戏剧理论实践比较的书中，收录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味和韵》、《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实践看印度古典戏剧》和《解构与重构<沙恭达罗>》等。从这些题目便可以看出，库斯瓦哈在提倡梵语批评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此举暗合中国学者提倡的“双向阐释”。库斯瓦哈在前言中的话证实了这点：“我们需要一种双向的文学话语。”[16]这是近年来印度梵语诗学批评的一种新动向。它体现印度学者自觉的学术深省。

九十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印度学者出版了梵语诗学现代运用的专著。1997年，P.帕特纳克出版了新著《美学中的味：味论之于现代西方文学的运用》。帕特纳克在序言中认为，在一个理论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的学术世界里，干巴无味而又错综复杂的辩论正困扰着现代文论家。幸运的是：“味论使人感到神清气爽，明白易解。” [17]该书主体分为十一章。第一、二章介绍味论一般原理和九种味之间的关系。第三至十章分别利用九种味点评西方文学，偶尔也涉及中日印等东方文学。其点评的作家包括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科勒律治，德国作家海尔曼•黑塞,法国作家加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美国作家海明威等。作者清醒而理智地认识到，现代文学已带给味论不可忽视的挑战，但他认为，理论是活生生的，它会在成长变化中适应时代的需要。他说：“希望味论这一珍奇的理论能被现代论者所继续采用，以使古老传统长存于世。”[18]

2004年，S. K.夏尔马出版《恭多迦之曲语论原理在英语诗歌鉴赏中的运用》。曲语论来源于第一部真正的梵语诗学著作即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中的“曲语庄严论”：“这种曲折表达方式在其它庄严中随处可见……没有曲语，怎有庄严？”[19]恭多迦在前人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体系严密、操作性强的曲语论体系。他的曲语论由词音、词干、词缀、句子、故事成分和整篇作品的六种曲语构成。夏尔马循着恭多迦操作性强的曲语论体系，对英国诗人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诗歌进行阐释。由于英语与梵语均属分析性语言，在性、数、格、词缀、分词、语态等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所以该书第二章“词音曲语”、第三章“词干曲语”、第四章“句子曲语”等的运用分析颇见功力，当然对于梵语批评也就更具示范价值。作者在“结语”中说，该书有两大目的，一是探索梵语诗学与当今时代之相关性，二是按照印度传统知识视角，利用曲语论对英语诗歌或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创作的诗歌进行评价。作者的结论是：“经过恭多迦曲语论原理之检视，英语诗歌被证明是名副其实的诗歌。”[20]

以上是对印度梵语诗学批评发展历史的简单回溯。

二、梵语诗学批评的学理透视

梵语诗学在印度的现代运用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它的发展轨迹已如上述。梵语诗学批评萌芽和发展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发展存在着哪些问题？前景如何？怎么评价这种至今仍在印度发展并已悄然蔓延到印度以外的国际学术现象？下面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解释梵语诗学批评这一影响深远的复杂文化现象，当然要联系到印度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凡对印度历史稍有常识者都知道，它由一部外族侵略史而组成。在众多的侵略者中，最晚来到也最懂得怎么征服印度的是英国。他们不仅在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经济发展等方面变革着印度，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试图从文化上彻底改变印度，以利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的方法之一是引进英语殖民教育，其意图就如麦考雷1835年在著名的“教育备忘录”中所言，希望在印度“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即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志趣、观点和道德智慧是英国式的”。[21]其实，以拉姆·莫汗·罗易为代表的部分印度有识之士，也在主动寻求这种英语教育，在他们看来，这是印度吸纳健康的外部空气的一种有效手段。殖民者的蓄意和被殖民者中精英分子的“合谋”，使得英语教育在印度顺利开展起来。殖民教育使印度受益的同时，也的确遂麦考雷之愿，在印度产生了一批心理奴化的人士。他们极端崇拜西方文化、轻视印度传统文化。文学批评领域也不例外，一切以西方理论为准绳。

印度独立后，随着时间流转，印度有识之士开始以审慎的目光来反省文学评论界的某些作为。例如，1965年，K. 查塔尼亚指出，诗学体验具有一种普世性，但印度知识界熟悉传统文化的人却患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他们运用梵语诗学理论评价梵语诗歌，但在评价英语诗歌或用印度其它地方语言如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创作的诗歌时，却采取西方的评论标准。查塔尼亚直言不讳：“这不是一种正当之举。因为诗学体验的本质应该基本一致，不管它是采取哪种语言媒介。”[22]以后，印度学者对于这些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有的学者严正警告印度学界：“在我们的时代，印度文学批评显然已经遭遇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23]S. K. 达斯认为，印度学者所采取的文论标准纯属西式：“西方知识界的每一种声音都有其印度回音。每一种西方‘珍品’都左右着印度的评论观念……结果是，我们已经忘记怎么阅读阐释自己的经典文学。”达斯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24]印度学者几十年不断的思考反省，从理论上储备了梵语诗学批评足够的精神食粮和动力，促使它从涓涓细流慢慢成为泓泓清泉。

究其实，印度学者自觉采用梵语诗学来评价东西方文学，的确还与前述《逆写帝国》的几位作者所谓“解殖”有关。如果说，印度独立以前，甘地等人进行的是政治和经济解殖行为，后殖民时期的梵语诗学批评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化上继续解殖的一种策略。当初，英语教育的开展和西方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使印度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还借西方观念发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这从尼赫鲁名著《印度的发现》的书名便可见一斑。后殖民时期的印度，与独立前的印度一样，是一个东西方话语互动频繁的地方。独立以来，印度部分学者在这种深层的思想对话中，同尼赫鲁一样，发现了印度的伟大。对于这些人来说，这种伟大就体现在梵语诗学的价值上。有的人说得很干脆：“在我看来，印度古典文学批评对于当代读者接受理论前提的形成贡献良多，如果对它加以补充延伸的话，这一批评模式在评价第三世界文学时会更有包容力。”[25]他们认为：“如果在亚里士多德的火炬光焰照耀下能够发现印度古典文学价值的话，为何不可按照《舞论》和《韵光》的标准来阐释斯宾塞、肖伯纳、T.S.艾略特、尤金•奥尼尔或华莱士•斯蒂文森？”[26]D.S.米什拉认为，如果印度学者能独立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中，那么，印度可以说在文化意义上是独立了。2005年3月，K.卡布尔教授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27]这里或明或暗地显示出后殖民时期印度学者文化解殖的强烈诉求。

当然，从跨文化对话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印度学者一贯提倡梵语诗学对于东西方文学批评的现代运用，也与他们在长期的印西诗学比较中发现的文化差异有关。这使他们对西方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以西释印的传统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在一定的时代前提下作出梵语诗学批评的战略转向。独立以来，印度学者在印西美学和诗学（戏剧学）比较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K.C.潘迪的《比较美学》（1959）、K.查塔尼亚的《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1965）、G. H.拉奥的《比较美学：东方与西方》（1974）、R.L.辛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与婆罗多的戏剧理论比较研究》（1977）、M.S.库斯瓦哈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1988）和《印度和西方的戏剧理论与实践》（2000）、A.乔达利亚的《比较美学：东方与西方》（1991）、R.穆克吉的《全球美学与梵语诗学》（1998）等。在这种印西美学与诗学的深层比较中，印度学者建立了一种文化自信。学者们发现，印西文学存在许多歧异点，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史诗观是不平衡的理论，以亚氏标准来评价印度两大史诗是可笑的、滑稽的。还有人认为，柏拉图以来的希腊传统思想认为，美的价值在于真和善，在印度，人的意义（purusarthas）或价值与最终解脱（moksa）有关。[28]通过比较，印度学界对于印西文化差异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这使他们对西方理论的印度运用越来越产生怀疑或抵触情绪。这使一些思想激进者开始走到以西释印的反面。

从印西美学与诗学比较，再到反思西方诗学理论批评适用的范围，印度学者在后殖民时期已经走得很远。但从怀疑以西释印的合理性到“反其道而行之”，即提倡或着手进行梵语诗学批评，这里还有一个时代发展的外部动力和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内部因素。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西方文学理论传入印度的信息量加大加快，印度的评论界一时间成为西方话语操练检测其适用度的学术平台。但是，印度毕竟就是印度。她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保证了她并不完全甘心盲从于西方理论的覆盖和淹没。他们在见识一些西方和本土学者以西释印的“成绩”后，便开始了后殖民意味颇为浓厚的反向“模仿”即一种“逆写帝国”的文化策略。观察到这一动向的《逆写帝国》的几位作者敏锐地指出：“印度传统是如此丰富，因此，很难预料建立在对传统美学利用基础上的印度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然而，我们无法不将其作为一种抵抗欧美新普世主义的政治行动而加以赞赏。”[29]这一含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模仿”还值得从印度内部发展来寻找学理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与后殖民时期印度在发展征途中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有关。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国，她在文学、诗学、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自古以来有目共睹。虽然经历了若干世纪的殖民痛苦，印度没有失去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独立后，印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变化，这更增强了印度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

说到梵语诗学批评，不能不提到印度内部的复杂语言问题。“语言问题不仅是印度文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印度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文化领域均感到难堪的问题。”[30]独立后，印度因为语言问题，发生过严重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现在，印度各邦实行三语并用的政策，即印地语、英语和各邦语言同时使用。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语言复杂、社会问题不断的国家里，怎么保持国家统一，不仅是政治家们的焦虑，也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梵语是许多印度现代语言的母亲，梵语文化是印度的母亲文化，利用梵语诗学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围魏救赵法不谓不高明。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性又得到一次强调和升华，这对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似乎不无益处。

从目前看，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已成一定气候，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有的是与梵语诗学本身有关的问题，有的来自其它方面。

在前述以味论诗学解读西方文学的那本书中，作者曾清醒而理智地设问：“九种味真的能包容人类所有情感吗？”[31]看来，作者已经认识到，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的包罗万象的现代文学已带给味论不可忽视的挑战。那么，怎么应对挑战呢？有的学者认为，梵语诗学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单就味论而言，九种味的处理太过简单化，不能完全包容现代作品。用味论阐释西方作品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的结局。因此，在运用于评论之前，味的概念必须先行修正调适。D.S.米什拉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的梵语诗学没有哪一个流派用来评价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包括对印度两大史诗的评价。因此，梵语诗学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