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季羡林先生：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董晓萍，原钟敬文先生学术助手，与您的弟子王邦维一样，同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批后学。我们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在文革蹉跎后最幸福、也最幸运的事，是有机会师从钟老和您等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大家，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得以继续门下“立雪”，追随前辈刻苦修炼，为增长人类优秀文明而工作。我在担任钟老助手期间，因为您们之间学术交谊，需要经常传书递物，或者打电话和写信，因此走进了您。记得那时候你总是自己亲自接电话，大部分时间是你与钟老直接通话，我站在一边；也有时是您跟我讲话，告诉我您的基本意思和要求我做的具体事情。你打电话的哲学与钟老一样，说话简捷，说完撂下，从不罗嗦。我每次骑自行车趋至朗润园您府上，推门喊声“季先生”，你不管多忙都应声而答，从房内走出来，以一个大学者而礼让晚辈，那一刻数次重复，便成了定格的画片，现在又成了“老电影”。

您和钟老都是散文大家，除讨论学问之外，还常以美文相唱和，我知道钟老对您的散文是爱不释手的。1990年代末，你的散文集要出版，邀钟老题铭，当日我接电话，次日钟老写好，嘱我送至府上。我也是骑车去的，你早已坐在家门外的藤椅上等我，门前的夏日荷塘飘香，我推开纱门随您进入室内，您笑说别把“小猫”关在门外，此等后辈看似小事却在您关爱世间万物的博大心胸中给予叮咛呵护，这让我的灵魂陡然一震。钟老家里无猫，但养气如您，这是我们后辈事事都要学习的。您的散文集出版不久，您到北师大为钟老祝九五寿，亲自带来此著，厚厚的四册，每册封内都有钟老给您的题诗赫然在上，诗曰：“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闻野老说家常” （季羡林《季羡林散文全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您一共带来两套，一套送钟老，另一套竟然给我。其实求您一书一字的愿望我早就有，终不敢说，也不曾说，您却心细如发，替晚辈换位思考，还工工整整地题写赠言：“赠晓萍  季羡林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现在十年过去了，这套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我爱它如至宝，因为它收藏了巨人的智慧，还收藏了一颗好心，这颗好心因为无言反而发烫，能烫出人的眼泪。

那时高校教育改革已加大步伐，北师大的博士生一再扩招。一些博士生受业于钟老，追求老师的学术，也追逐老师的文采，但初出道者难于两头兼顾，其论文有的文采斐然而逻辑不足，也有的思考深入而行文艰涩。针对这种情况，钟老便拿出您的散文当教材，教育弟子“语朴情醇是正行”。他还有一首类似的诗曰：“古说修辞贵立诚，情真意切语芳馨；世间多少文章士，俗艳虚花误此生”，都是要求我们向您学习，行文立意要逻辑严密，又能返朴归真。

您和钟老往来日久，你们前后左右的中青年后学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朋友。记得钟老逝世的前一年，曾建议老人之间的一部分工作由弟子代劳，您就推荐了王邦维教授。从那时起，王邦维每年都抽空来北师大，参与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或指导跨学科研究，认真履行您的旨意不变。还有一次，您邀请我们全家跟您一起到湖北会馆听昆曲，两年后昆曲成了中国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我有限的阅历知道，古老的昆曲在当代被“开光”，与一批学贯中西之士的远见卓识和改革奋斗有关，您至少在理论上应在此列。昆曲开场前，我还见到了叶稚姗，这是我们初次见面，也是您给我创造了机会。

钟老生前，在接送您往来北大与北师大的车上，在陪钟老开会用餐与您邻座的席间，您都对我有相当多的教诲，我未敢稍忘。您还曾送给我小米、绿豆和红枣，我有的给了钟老，有的钟老让我自己留着用，这些后来的事您都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忘不了。

临末，我一定要对您讲的是，我并非您的弟子，也并非您门内同事中的中青年后学，完全是因为钟老的关系才得以走进您，您却都待我们如此关爱和细心，而这种事我不说没人知道，您也根本没想到让别人知道，您就是这样地为人友和为人师，这种巨人品格反而让我更加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北京大学讣告上写您富有“学问魅力”和“人格魅力”，的确如此，毫不过分。我敢说像我这样偶尔接近您并被您感动的普通高校教师何止百千，他们现在一定也都站在北大百周年追思堂前无数陌生的人群中，跟我一样。

敬爱的季老，您走了，我真的极其悲痛，我要用我的一生去感谢您!

                         董晓萍  上

                         写在北京大学百周年讲堂拜祭季羡林先生之后

                         200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