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

2009年7月11日，惊闻季羡林先生逝世。在学校大讲堂先生遗像前致哀时，心想又一位老一代杰出学者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多年来与季先生交住的情景。

我在北大原东语系，在季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与先生的交往虽不能说十分密切，但在几十年的工作接触中，也有不少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季先生对我业务方向的指导和督促我写波斯文学史这两件事上所说的话，更是语重心长，令我历久不忘。

1957年，我从本校俄语系调到东语系工作，兼学波斯语。当时，刚接触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语，感到十分困难。眼前出现的文字如同一堆乱麻，理不出个头绪。记得一次向季先生汇报工作后，他问我：到东语系几个月，工作和学习是否上了轨道？我当时正在为此烦恼，就顺口答道：没上轨道。不搞俄语，改行了，我想回俄语系。先生听了立即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怎么能说改行呢！你是学外语的，现在让你加学一种波斯语，这是好事啊。谁不让你搞俄语了？季先生平日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对他这种严肃的批评，我有些感到突然，但也无言以对。这是第一次与先生比较深入地接触。事后体会到一位老一代学者在学术原则面前的认真态度，也感到先生对我这个年轻人的虽然严厉但却满腔热情的关怀。这些话在以后的年代里，对我发挥了指导作用。也可以说，我能在东语系安下心来，学习波斯语，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与这番谈话有很密切关系。这次谈话督促我坚定学习波斯语的决心。并启发我不要放弃俄语，利用俄语学习波斯语。

1960年代初，季先生被调去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一次，在外文楼门口相遇。他叫住我说有事。然后他问：你们对编写波斯文学史怎么考虑的？我当时刚刚开始波斯语的教学工作。觉得编写文学史还提不上日程。便随口说，门牌还没摸清呢，哪编得了文学史。他听了我的话似很不以为然。问：你摸了没有？又说：别的专业都在订计划、编写文学史，你们编不出，也得有个想法啊。写不出就译，找一本靠得住的别国的波斯文学史翻译也可以。你说门牌没摸清，你不摸，永远也搞不清楚。波斯文学在东方文学里还是比较发达的，对西方文学也有较大影响。东语系开东方文学课，波斯文学应该是个重点。这方面我们还是空白，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总得有个自己编写的教材呀。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这事总得有个想法。

话虽不多，但语重心长。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当时要编写波斯文学史，主观和客观条件确实都不具备。但是这次谈话，却给了我很大启发。心里开始考虑这件事，着手进行了准备工作。

1979年启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工作。季先生是负责人之一，他积极争取东语系有关教员参加这项工作，认为这是练兵的好机会。记得他说过，这项工作我们东语系应该是当仁不让。他还把大百科全书编辑处的工作人员请到系里开会。介绍一个个参加工作的教员。正是参加了大百科的编写工作，促使我写出《波斯文学》和《伊朗现代文学》两个概括性的词条和一些作家诗人的分词条。开始进入波斯文学的研究领域。

1983年，按照系里的安排，我写出《波斯文学介绍》（约三万字），发表于季先生主编的《国外文学》上。这是一次从总体上论述波斯文学发展的尝试。

在多年的谈话交往中，还不断听到季先生对波斯文学中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见解。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我译的诗人海亚姆的“鲁拜”油印材料，便拿起翻阅。还随口背诵出一首郭沬若译的鲁拜：“树阴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酒，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傍我欢歌——，荒原呀，便是天堂”。

他还多次提醒我说，波斯有一部大史诗《王书》（现译《列王纪》——作者注），要注意。并问它的语言与现代波斯语有多大距离，能不能看懂？作者写那么长，前后是否连贯一致，一韵到底？记得他说，在清华学习西方文学时，读过海亚姆和菲尔多西作品的英译。

提到波斯诗人哈菲兹，他说，那可是个大人物，歌德就很受他很大影响。还问我，有人说他笔下的爱不是人间之爱，那是什么呢？又进一步说，诗无达诂，中国古诗中也有大量言于此而意在彼的现象。比如朱庆余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看来是写新妇的，但实际上是探询自己是否科举考中。

我多年与季先生住处相近。上下班有时相遇，便是学习请教的好机会。季先生多次强调要做科学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学好中文。这个观点是他多年重复强调的。他主张外文要学好，是没有问题的。但中文也要学好。学好外文，是要看懂外国的东西。学好中文是要写好文章，使别人看懂你的东西。二者缺一不可。有些人以为对中国人，中文不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很多人写出的东西，人家不知所云，这就是没有表达好。学中文一定要多读古诗文，多练习写作。他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应该从阅读中学习语言。对现代诗歌，则只说“不敢恭惟”。

1991年，《波斯文学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我把书送到他家。对他说：这是我向您交上的一份作业。他显然很高兴，翻阅着，连声说：“谢谢，谢谢。”

2001年这本文学史又加以修订补充，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印行。几个月前，听张殿英同志说，季先生在医院中，与他研究工作时，还提到这本书说：“张鸿年同志的这本《波斯文学史》不说绝后，也可以说是空前了，能管30年吧。”季先生这样说当然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

回想自己从不懂波斯语，到学会波斯语，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做了一些份内的工作，整个过程都得到季先生的教育指引，督促鼓励。从编写《波斯文学史》这件具体的事上，完全可以看到季先生对年轻教员的教导和关怀，对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远见和学科领军人的突出作用。季羡林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学者。他身后所留下的空缺是任何人无法弥补的：德国博士，齐鲁学人。东西文化，集于一身。开创东学，探幽钩沉。晨夕辛劳，著作等身。终生育苗，桃李成荫。斯人长逝，功业永存。愿季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