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印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成果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些成果，不仅数量在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提高的标志之一，是研究和讨论问题的范围比过去扩大了许多。杨富学最近将要出版的新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1]，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讲中印文化交流史，实际上大多只是在讲印度与汉地及汉族文化的交流，讲到印度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的，不说是没有，但实在也不多。然而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既然如此，讨论和研究历史上中印文化的交流，不仅应该讲到汉地或者说汉族的文化与印度的关系，也应该包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印度的关系。这本来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过去却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有许多，但不该被忽视，尤其现在更不该被忽视，这其中的道理，不用多说也很明白。

回鹘是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回鹘人先后活跃在古代所称的漠北地区，九世纪以后，他们又大规模的西迁到西域地区。他们是今天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前身。在古代回鹘人的西边，更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和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度。在回鹘人的南边和东南边，是汉族的中原王朝。在今天中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回鹘人先后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和政权，强盛的时候，他们曾经扼中西交通之枢纽，控制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来往。今天的维吾尔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回鹘的历史因此也构成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北方民族以及西域史的一部分。古代的回鹘人，曾经先后信仰过多种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或者来自古代印度、或者来自古代伊朗。同时，他们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同中国古代北方其它的少数民族一样，回鹘的文化，即受到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影响，也吸取了西方各国的因素，有丰富的内容，也有自己的特点。这方面的情形，了解西域历史的人已经熟知，不用我多说。不过，我的一个感觉是，到目前为止，从某一点特定的角度出发，细致的，微观的研究似乎仍然还是很不够。

正是从以上两方面的角度考虑，我以为，杨富学的书，在选题和内容上有其独到之处。书中讨论的，是广义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但的确是很有特点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很多，文化也很丰富。与汉族一样，他们也是非常善于与外来文化交流，向外来文化学习。在这一点上，回鹘人当然也不例外。上面讲了，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中国一面，不仅是研究汉地和汉族，也应该包括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回鹘就是其中之一。杨富学的研究，因此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内容。再从西域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无疑又加深了我们对作为西域文化的一部分的回鹘文化与历史的了解。至于民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从来就是东方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杨富学书中的个别篇章，前年曾经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有关东方民间文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做过发表，大家的反映不错，原因之一，我想就是因为综合了这几方面的特点。

我不懂回鹘语，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与回鹘有关的研究。对杨富学的研究，坦白地讲，我了解一些，但有限。不过我对与回鹘有关的东西，却很早就有一些兴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参加研究和整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不时要使用和比对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有几个地名和专有名词，只看汉文，意思不清楚。但有意思的是，汉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成后没有多久，就被翻译成回鹘文，在当时的回鹘民族中流传。这部回鹘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上个世纪初偶然在新疆被重新发现，虽然不完整，但仍然非常重要。我们在做考订这些地名时，参考过西方，尤其是俄罗斯学者曾经做过工作和成果。我知道前苏联研究回鹘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学者土古舍娃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再后来我对回鹘的了解稍多一些，得到的一个感觉是，回鹘的文献与印度文献，回鹘的文学与印度文学之间，其实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当然，问题不仅限于文献与文学，范围也不仅限于回鹘，古代印度文化的许多东西，宗教，包括佛教，都曾经在西域发生过极大的影响，至今留下各种痕迹。这方面可以发掘的余地其实很大，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做研究。

杨富学最早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新疆大学学习回鹘文和研究回鹘历史。在新疆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了敦煌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我最早知道他，是印度尼赫鲁大学的谭中教授跟我提到他的名字。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谭中教授为敦煌研究院与印度国立英迪拉·甘地艺术研究中心搭桥，在学术上开展合作，内容包括由敦煌研究院派出年轻的研究人员到印度进修。当时敦煌研究院派出了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杨富学。谭中教授对这件事很热心，做了许多工作。这前后我也去过英迪拉·甘地艺术研究中心，不过时间很短，在那里没有见到过他们二位。后来听说，他们主要是在德里大学学习，并且各自学有所成。杨富学最后还是回到敦煌研究院。他好学上进，2002年夏天，他在兰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跟我联系，希望能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我这里那时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从2002年的7月到2004年的6月，前后两年的时间，他把家留在兰州，只身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北大期间，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勤奋，整天埋头读书，写自己的东西，有时也参加境内外的一些学术会议，每次都有不错的论文发表。他的研究，主要是他自己在做，我给他的帮助，除了印度方面的东西能够提出一点建议外，其它的并不多。不过，见到他在研究上取得的种种成绩，我总是很高兴。现在他重新修改了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准备正式出版，他写信给我，希望我写几句话。我们在北大共事两年，他的书，在中印文化研究范围之内，其中大部分又与佛教的历史和文献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对我都是有兴趣的题目。对他的书，我提出以上的意见，说不上有多少新意，不过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相关研究的一些想法。杨富学在北大的博士后研究结束后，现在又再次回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以他现在的条件，他的执着和勤奋，我相信，他今后在学术研究上会继续精进，也会有更多的成就与成果。

[1] 该书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编者注。